《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以上两章上下相连，内容似乎也有关联，因此有的《论语》版本干脆将两章并为一章，[1] 亦无不可。

鲁卫相邻，兄弟之政，[2] 所以孔子离开鲁国后，最先去了卫国，弟子冉有为其驾御。师徒二人沿途见卫国人口众多、经济富庶，于是就不知不觉地聊起了治国方略。此时孔子刚刚辞去鲁国大司寇之职，满心希望到卫国受到卫灵公的重用，进而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因此话语之中透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自负情绪。

“庶”、“富”、“教”，是孔子应冉有问而提出的为政三阶段，三者必须循序渐进。“庶”是指人口富庶。在古代社会中，对于统治者来说，人口和土地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因此必须认真对待。

人口问题解决后，就应该考虑富民问题了。其实“富民”观念早在春秋初期就比较流行，《左传·隐公五年》载：鲁隐公想去棠矢观渔，鲁大夫臧僖伯劝谏道：“凡物不足以讲大事（祭祀和兵戎），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臧僖伯认为，国君取材于民必须符合轨度，要注意与民休养生息，否则就是“乱政”。同样，鲁哀公也曾因灾荒之年公室材用不足而向孔子的弟子有若征询应对之策，有若不仅不赞成鲁哀公加征税赋，反而建议减轻百姓税赋负担，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 孔子对于维护劳动者的财产和权益也很重视，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 他对为政者提出的“敬事”、“节用”和“使民以时”等要求都是保障民生的，这些观点已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

百姓富庶了，就可以对百姓实施教化了，这是为政的最高层次。孔子非常重视教化在为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反复强调：“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5]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6] 如何实施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 在制度安排方面，孔子设计了外在的刑罚刚性强制和内在的道德柔性约束两种基本教化方式，但是在功效发挥方面，他则更加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他认为人而无礼，则与禽兽无异，“不学礼，无以立”。[8] 对民众实施教化，为政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9]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10]

孔子的“先富后教”思想，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战国时期的齐法家也从孔子思想中汲取了积极的养分，提出了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1] 的观点，并形成了“先与后取”的“重民”、“富民”思想。《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种具有法家特色的“富民”思想对现实政治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