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卫君待孔子而为政”之事，是子路根据卫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一个假设。这里的“卫君”，历代注家都认为是卫出公辄，“待”为延请之意，具体时间应在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自楚返卫的第二年。这件事情原本可以有两个发展走向：一是孔子接受了卫出公的邀请，在卫国出仕辅政；二是回绝了卫出公的邀请，没有贸然去蹚卫国这潭浑水。根据《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孔子最终并没有接受卫出公的邀请，不久后便返回鲁国。

孔子为什么没有接受卫出公的为政邀请呢？这与卫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卫出公是卫灵公的嫡孙，他的父亲是原卫太子蒯聩。蒯聩因得罪卫灵公夫人南子，被罢黜太子身份，流亡晋国。卫灵公去世后，公子辄继位，是为卫出公。此时流亡在外的太子蒯聩在晋国国卿赵鞅的护送下，也匆匆赶回卫国争夺权位。此后十余年间，这对亲生父子为了争夺君位，各自网罗人才、积蓄力量，争斗得你死我活。孔子当时名显于天下，他不仅本人具有丰富的为政经验和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而且他门下弟子众多，个个出类拔萃，所以卫出公急欲拉拢孔子加入他的执政团队，来壮大自己的力量。由此可见，子路向孔子提出“卫君待子而为政”的假设应该无限接近事实了。然而孔子最终没有接受卫出公的延请，尽管史书中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从他与子路的对话中可以推断，双方是因为为政理念不同。

在孔子的礼制思想中，维持君臣父子的名分是为政的第一要务，当年齐景公向他请教为政问题，他脱口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 现在子路又向他提出“子将奚先”的问题，他仍然强调道：“必也正名乎！” 孔子认为，目前卫国君臣父子的名分全乱套了，蒯聩是卫出公的亲生父亲，原本是名正言顺的卫国太子，现在却淹恤在外不得立，为君不君，为父不父，诸侯各国对此多有非议；而卫出公辄虽为卫国国君，但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不仅剥夺了原卫太子蒯聩的合法继承权，而且还借助齐国军力来围攻蒯聩暂居的戚邑，必欲将其置于死地，为臣不臣，为子不子。面对如此混乱复杂的政治局面，孔子已经意识到，想要在卫国推行自己的“正名”主张几乎没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所以他不愿卷入这场荒唐的君臣父子之争，以保全自己的清誉。

尽管“卫君待孔子而为政”之事只是一个没有真正发生的假设，但是孔子关于“正名”的论述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是孔子礼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