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重农”观念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发展至战国时期已逐渐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农家。《汉书·艺文志》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著录农家之书凡九种百十四篇，其中最早的《神农》二十篇虽为托言之作，但产生年代远在战国以前。班氏在编撰《汉志》时评述道：“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1]在班氏看来，农家者流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者流相比，境界层次显然低了许多，不足言道。

《汉书》中收录的这些上古农书现在大多已亡佚，但当孔子之时民间则多有传世，当时甚至还有一些专门以讲习和传授稼穑之术为业的农人，如“老农”、“老圃”等。所以樊迟向孔子提出学习“稼”、“圃”，并非稼穑之事，而是稼穑之术，即通过研习农书来掌握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这与儒学通过研习礼仪来掌握修身为政之道是相通的，并无优劣厚薄之分，只是“道”不同而已。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2]樊迟请学农事，惹得孔子不悦，大概就是犯了这个忌讳。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设坛授徒，讲习礼仪，议论政事，欲行“文王之道”于天下，但是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稼穑之事一窍不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3] 故而对樊迟请学稼穑无以应对。樊迟在孔门弟子中年纪最小，《孔子家语》中说他比孔子小四十六岁[4]。因为年弱，所以他经常向孔子问这问那，《论语》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基本都是“樊迟问”。孔子被他问得不胜其烦、疲于应付，这一次他又向孔子提出“稼”、“圃”之类的无知问题，孔子实在耐不住性子了，待他离去后，悻悻地说道：“小人哉，樊须也！”这句话的要害未必在“小人”二字，因为当时习惯把那些从事稼穑之事的农人称作“小人”，如“知稼穑艰难，则知小人之依”[5]。关键在于孔子称他樊须，直呼其名，这就有点儿轻蔑贬低的意味了，因为在孔子的潜意识中，农学毕竟是等而下之的稼穑之术，而儒学则是居高临下的御民之道，所以他紧接着用了三个排比句来说明儒学独特的政治功效：“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政者只要用好了“礼”、“义”、“信”这些御民手段，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四方之民”就会拖家带口、蜂拥而至，最后的结论是有德君子“焉用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