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春秋末年，鲁国君臣矛盾激化，形势异常险峻。“斗鸡之变”[1]后，鲁昭公被迫流亡齐国，国内由季氏擅政。孔子见鲁国政局大乱，君臣失位，君已不君，臣也不臣，于是就离开鲁国，去了齐国。是年孔子三十五岁，正当雄心勃勃、积极有为之年。孔子大约在齐国淹留二年左右（昭公二十五年冬至昭公二十七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之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齐景公是齐国历史上的一位有抱负、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与鲁、郑、卫等国结成反晋联盟，重新建立了齐桓霸业。然而他在内政方面却多有失误，致使国内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危机四伏。齐景公在生活上贪图享受、奢侈淫逸，百姓税赋负担很重，“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2]因此国人怨声载道、众叛亲离。而齐国的陈氏集团则采取大斗贷出、小斗收回、山林鱼盐不加利等手段厚施于民、笼络人心，百姓称颂其德，争相归附。当时齐国贤相晏婴对于这种国君失政、国卿当权的情况忧心忡忡，他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3]此外，齐景公内嬖甚多，晚年却一直讳言立嗣之事。他的原配夫人燕姬原本生有一子，但早年夭折。在群公子中，鬻姒之子公子荼比较得宠，但他年少，且无德行，不符合嫡庶长幼的立嗣礼制。齐国诸大夫担心齐景公违反礼制，强行立公子荼为嗣，为以后群公子争权埋下祸根，因此建议他尽早立嗣，安定人心，可是他却说：“你们瞎操什么心，当下先好好享受，到时候还怕没有国君吗？”[4]国君晚年立嗣，是维持政权顺利交替的一件大事，齐景公恶言嗣事，为此后陈恒弑君埋下了祸根！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虽然当时齐国国内矛盾尚未激化，但已初显端倪，特别是鲁昭公失政的惨痛教训让他有所警觉，故而有此一问。孔子用“君臣父子”四组叠字作为回答，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叠字的前面一个字是名词，“君”即国君，“臣”即臣属；后面一个字则是对事状进行描述的形容词，“君”即君之名像，“臣”即臣之名像。所谓“君君”就是国君要有国君的名分、行止和样子，“臣臣”则是臣属要有臣属的名分、行止和样子。

显然，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对鲁国君臣失位惨痛教训的深刻反省，也是对齐国政坛潜在危机的深重忧虑。齐景公厚敛于民、渐失民心，陈氏则厚施于民、日益坐大，齐国已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了；而齐国立嗣之事久拖不决，群公子名分不清、行止不当，这也是“父不父，子不子”所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早解决，日后必将祸起萧墙、贻害无穷！孔子从维持尊卑长幼有序的春秋礼制出发，向齐景公提出了“正名”的为政建议，要求君臣父子“名”、“实”相符，各安其分。这种观念代表了“公室”贵族集团的政治利益，因而受到齐景公的赞赏和认同，连称“善哉”，并打算重用孔子，把尼谿之田分封给他。但是以晏婴为代表的思想先进的政治家对孔子提出的儒家礼治观念进行了无情的驳斥，晏婴劝谏齐景公道：“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5]由于晏婴等人的强烈反对，齐景公最终未能起用孔子。此后不久孔子便返回鲁国。

齐景公问政，孔子提出了“正名”观念，即以春秋礼制之“名”来校正现实政治之“实”，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后来他在与子路的对话中对“正名”的政治功效和意义又作出详细解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6]客观而论，春秋末年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深刻变革，孔子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显然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这也是他在齐国未能受到重用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