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求，尔如何？’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足。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如何？’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如何？’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萼，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晒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是《论语》中非常著名的篇章，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之间关于志向问题的对话，描写细致，语言生动，文学色彩很浓，几乎可以当做小说来读。

从对话内容来看，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孔子出仕之前，因为当时对话的情景是假设的，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在对话中表达的都是未来的愿望。这一时期孔子也仕途受阻，情绪消沉低落，经常萌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或“欲居九夷[2]”的念头，因此他在情绪上很容易与曾皙的“浴乎沂，风乎舞萼，咏而归”形成共鸣。当然，这个结论本身也是假设的，前提是这件事情必须是真实的。

参与对话的是几位“身通六艺”的高足，他们应该是按照年龄排序的，子路年纪最长，所以孔子让他先说说未来的志向。子路不假思索，“率尔而对”，他的从政目标是三年之内建立一支勇猛善战、听从指挥的军队。子路是孔门弟子中的另类，他为人粗犷、性情急躁、做事不喜欢婆婆妈妈的，因此“率尔”二字极为传神，完全符合子路的性格特征。孔子崇尚以礼治国，对于兵事一向排斥，有一次子贡请教孔子，如果必不得已在“足食”、“足兵”和“民信之”三者中去除一个，那么应该如何选择？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兵[3]”。显然，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不满意的，故而“晒之”。“晒”是一种含而不露的微笑，带有一丝轻蔑的意味。

子路在答孔子问时，曾皙似乎没有参与讨论，他一直在旁边操琴鼓瑟，自我陶醉，所以孔子不便打断他，只好让冉有和公西华先谈谈各自的志向。冉有和公西华二人都是孔门高足，他们学习勤奋、各有专长，一个擅长理财为政，一个擅长外交事务，因此他们的回答都中规中矩，既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又适当留有周旋余地，不像子路那样把话说满。冉有所谓“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云云，这些表述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知道孔子非常重视礼乐教化问题，而自己在这些方面恰恰有所欠缺，所以他谦逊地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在所有人中年纪最小，因此他的回答更加谦虚，他首先申明自己不敢言“能”，只敢言“学”，他给自己制定的职业规划是在诸侯祭祀或会盟等重大活动中担任一个小小的司仪。

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的志向，孔子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事后他在与曾皙的对话中分别对他们作出评判：他批评子路头脑简单、出言不逊，为政措施不能体现礼制精神，因此不太认可；他充分肯定了冉有的“政事”才能，认为施政不在于地域大小，而在于为政措施得当，如果能够治理好一个方圆六七十里的县域，就一定治能理好一个国家；他对公西华则高看一眼，因为他年轻好学，学有专长，擅长言辞应答，熟悉外交礼仪，以他的才干在“宗庙会同”等重要场合当一个“小相”是绰绰有余的。鲁哀公、季康子、孟武伯等人也曾向孔子打听过弟子的情况，孔子答复口径是基本一致的，他认为这几个弟子各有所长，在能力素质方面基本具备了出仕为官的必要条件，但在道德修养方面尚欠火候，所以暂时不能委以重任[4]。后来孔子受到重用，出任鲁国大司寇行摄相事，位列正卿，这几位弟子也相随出仕，分别担任了相应的官职，而且均有所建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孔子对弟子们的评判。

曾皙是最后一个登场的，此前他一直在旁边拨弄琴弦，与对话的主场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曾皙是曾参的父亲，他在《论语》中仅此一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仅录有姓名，并无事迹。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曾参及其弟子是《论语》的最终编订者，他们在编撰过程中必定会夹带一点儿自家私货，因此本章中关于曾皙浴沂一节极有可能是曾氏后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假借孔子之口来抬高曾氏之儒的地位。编撰者首先在情节上作了精心安排，前面三个人各言其志，看起来热闹，其实都是陪衬，待曾皙出场时风气大变，“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个潇洒风流、超凡脱俗的君子风采，紧接着一句“异乎三子者之撰”更是语惊四座、不同凡响，在艺术上达到了先抑后扬的效果；其次在言志内容上，曾皙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春游图，“浴”、“风”、“咏”三字让人身临其境、忘乎所以，情趣和境界果然高人一等。显然，曾皙的这种崇尚自然融入自然、向往恬静舒适生活的出世思想几近于道家，与孔子所倡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5]”的积极入世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到孔子认可的，所谓“吾从点也”完全不符合逻辑。

不得不承认，曾氏后人的作假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他们采取“嵌入式”的手法把一个假的（曾皙）嵌入到三个真的（子路、冉有、公西华）当中，让人真伪难辨，以至于宋代大儒朱熹也被蒙骗了，他在为此作注时说：“曾点（皙）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6]。”朱熹努力用道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思想来进行诠释，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具有超脱凡世的原始宗教精神，后人对此却视而不见。这种解说实在是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到了晚年，朱熹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上当犯错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中，《论语》被奉为儒家的神圣经典，任何人都不敢提出质疑，所以他“易篑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7]”。

弟子们“各言其志”后，曾皙又单独留下来与孔子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交流。编撰者故意设计这个情节，目的是想让人以为曾皙在思想境界上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弟子，达到可以直接与孔子单独对话的境地，但这样的情节安排客观效果适得其反，反而让人觉得狗尾续貂、弄巧成拙，伪造作假的痕迹暴露无遗。

孔子与弟子间关于志向问题的对话，由于曾皙的言论，其真实性大打折扣，因此不太具有多少研究价值。然而就教学形式而言，这种“不愤不启，不悱不发[8]”的启发式教育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这次对话应该是孔子启发式教育最成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