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在儒家学说思想中，具有明显的重义轻利倾向，孔子曾明确表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所以他平时很少谈及关于利的话题[2]。这里孔子颜渊和子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一个是穷困潦倒，一个是家累千金，虽然未作任何评述，但是褒回（颜渊）贬赐（子贡）之意已经十分明显了，这在《论语》其他篇章中可以得到印证。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算是最聪明的，他不仅学业优秀，悟性极高，能够做到“告诸往而知来者[3]”，因而经常受到孔子表扬；而且他从政也很成功，因为他口才好，执政国卿季康子对他非常器重，经常委派他作为鲁君特使去处理许多棘手的外交事务。子贡最大的特长是“货殖”，“货”为货物，“殖”为繁殖，因此“货殖”二字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经商做买卖。子贡曾试探性地问孔子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知道子贡骨子里不是一个安守本分（“不听命”）的人，对他强行约束会适得其反，因此回答道：“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4]。”孔子虽然强调安贫乐道，但对货殖求富也表示认可，只要做到“见利思义[5]”、取之有道就可以了。

子贡摸清孔子的态度后，便开始兼职干起囤积货物、异地倒卖的买卖来。子贡是卫国人，在鲁国求学，出仕后又经常受命出使诸侯各国，见识当然比别人广，眼界也比别人宽，加之他善于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对需求行情能做出精准预判，所以买卖越做越大，财富越积累越多。根据各类史书记载，子贡经商主要是通过异地倒卖货物来赚取差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废举”就是囤积货物的意思。《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者（废举）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说：“子贡行贩，与时转货。”从以上记载来看，子贡货殖的方法很简单，无非是囤积货物、异地转卖、赚取差价而已。古往今来，经商做买卖的道理是相通的，并没有什么奥秘，但是为什么赚钱的只是少数人呢？这是因为经商需要特殊的天分和才能，子贡就是这种具有特殊天分和才能的人，所以他能够准确判断市场行情，适时把握市场商机。孔子毕竟比别人更加了解子贡，所以他说子贡货殖成功的秘诀是“亿则屡中”，这里的“亿”通“臆”，意思就是预测市场需求非常准确，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子贡经商成功后，社会地位随着发生很大改变。他经商游走于各国之间，不仅经常是王公贵族的座上宾，受到优厚礼遇，而且无形中也让孔子声名远播，以另外一种方式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也[6]。”子贡因孔子显而达，孔子则因子贡名而贵，所以司马迁说“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

子贡为人随和通达，以往与孔门弟子关系融洽，货殖发达后，他仍与孔门保持密切关系。孔子病重时，他未能赶回来见夫子最后一面，故而三年服丧结束后，他又独自一人留下来再守庐三年，以尽弟子之道。由此可见他与一般商人不同，他心里是非常看重孔门情谊的。孔门弟子大多出身贫寒，生活艰难，子贡平时对他们多有接济。有一次他听说同门师弟原宪生活遇到困难，就前往探视。师兄弟二人相见，子贡是“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而原宪居住的房屋是“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上漏下湿”，身上的衣着是“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一副穷困潦倒的摸样。子贡见此情形，关切地问道：“师弟何以病成这副摸样？”原宪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自尊心很强，当年孔子聘他为孔氏家宰，给他提供“粟九百”的俸禄，他都拒绝不受[7]。现在面对同门师兄，他当然不愿意让子贡看轻自己，于是答道：“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原宪一通抢白，弄得子贡十分尴尬，“面有慙色，不辞而去[8]”。平心而论，子贡出于同门情谊，探望原宪，并无恶意，然而原宪则显得有点儿矫情，他非要在“贫”与“病”这两个字上做文章，拐弯抹角地讥讽子贡为富不仁，确实有点儿不近人情。当然，这个故事是后人演绎出来的，未必真实，但或多或少地表达出人们的一种“仇富”心理。

自古及今，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商人的光鲜一面，却看不到他们为此付出努力的艰辛一面，因此很容易产生一种“仇富”情绪，甚至认为商人身上带有原罪。在这种“仇富”心理的支配下，像子贡这样富有才华而又勤于修身的人，兼职货殖求富，居然几百年后还会躺着中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