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论语》中关于孔子“厩焚不问马”之事记载得过于简单，总共只有十二个字，遗漏了许多信息。对于当事人来说，心里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这些信息可有可无，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后人来说，脱离了当时的具体情景，文中少了一个字，就无法正确理解，甚至会产生各种误读和歧义。好在《礼记》、《孔子家语》等书又对此事进行了补充记载，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礼记》：“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1]。”《孔子家语》：“孔子为大司寇，国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贡曰：‘敢问何也？’孔子曰：‘其来者，亦相吊之道也。吾为有司，故拜之[2]。’”

根据《孔子家语》记载，“厩焚”这件事情发生在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期间，这是关于事件发生时间的重要信息。马厩失火，无论国厩家厩，孔子都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人员救火，这是大司寇的职责所在。

“厩”是马厩，即养马之处。这里的“厩”是国厩还是家厩？《论语》和《礼记》中“厩”字前面均无“国”字，因此这里的“厩”既可以理解为国厩，也可以理解为家厩。《孔子家语》中则明确说明是“国厩”。因为一个“国”字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说：一种解说认为是国厩。国厩失火，孔子身为司寇，主掌刑狱，理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火，了解相关人员的履职情况，以便于下一步追究责任、实施处罚，因此孔子问人不问马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至于马匹和财物的损失情况则由圉师等职官负责。与此相类似的事件是此后不久鲁国的桓、僖之庙又发生重大火灾，当时鲁大夫子服景伯赶到现场指挥救火，“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鬱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大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3]”。子服景伯当时是执掌刑狱的职官，他有权在救火现场颁布法令、维持秩序，如有不听从指挥者，他可以当场实施处罚；另一种解说是孔子的家厩。按照春秋礼制规定，贵族大夫是“不可徒行[4]”的，出门必须乘车。孔子时任大司寇，享受上大夫待遇，可以有车五乘，配备马数不下二十匹，所以家有马厩。家厩失火，孔子退朝后立即赶往火灾现场，问人不问马，这种举动体现的是“重人轻畜”的人文关怀精神。

上述两种解说各有取舍，都有道理，但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解说（“重人轻畜”）更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春秋时期，许多年久的大型建筑经常发生火灾，人们在救火过程中并非把抢救财物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加注重人身安全，这是当时通行的观念。同样在桓、僖之庙失火时，执政国卿季桓子赶到火灾现场后，“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5]”。季桓子“伤人则止”体现的也是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此类事例在《左传》中多有记载。

当然，“厩焚”之事也可以像《礼记》、《孔子家语》中记载的那样，解说为孔子事事讲求礼仪，他对于前来弔问火灾者一一依礼拜谢，士人一拜，大夫再拜，严格按照礼制规定，既不多拜又不少拜。不过这种解说看似颇有新意，实则大大贬低了这条史料的原有价值，不足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