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先进》：“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畏于匡”是孔子经历的一次最凶险的遭遇，他老人家险些丧命。“畏”，通释为拘禁，《荀子·赋篇》：“比干见刳，孔子拘匡。”《史记·孔子世家》也说“拘焉五日”。“匡”是邑名，匡邑大致位于郑东卫南，靠近宋国，因此有人说是卫邑，有人说是宋邑，也有人说是郑邑。各种说法都有道理，但结合“子畏于匡”这一具体事件，匡邑属郑更具有说服力。据《左传·定公六年》载：“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鲁国（阳虎）为了讨好晋国，发兵讨伐郑国，攻破匡邑，当时由阳虎帅师，并由此埋下了祸根，这与后来“子畏于匡”形成了前因后果的关系。

孔子遭匡人拘禁发生在他周游列国期间。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去鲁适卫，他在卫国“居十月”，然后又去卫适陈，途经于匡，因此此事当发生在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是年五十六岁，政治信仰日益成熟坚定。

孔子在匡遭人围攻，完全是由阳虎引起的一场误会。阳虎原本是鲁国季氏的一个家臣，他为人精明强悍、粗俗无礼、结党营私、擅权专政，开创了鲁国“陪臣执国命”的先例。他擅政三年期间，四处挑衅树敌，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他亲自率军讨伐郑国，攻入匡邑，残暴匡人，与匡人结下了深仇大恨。八年后，孔子带着弟子们途经匡邑，匡人误将他认作阳虎，于是把他们一行人团团围住，要向他们寻仇。当然，发生这种误会是有缘由的，因为孔子与阳虎在体格和相貌上都比较相似，容易发生误认，而且事有凑巧，那天为孔子御车的是弟子颜刻（颜高），当年阳虎攻破匡邑，他也是阳虎的御乘。当孔子一行人驾车路过匡邑时，颜刻用马鞭指着一段残缺的城垣向孔子炫耀道：“当年我为阳虎驾车，就是从那个缺口处攻入匡邑的。”他这一指不打紧，却惊动了匡人，匡人立即将他们包围起来，《史记·孔子世家》基本还原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但是双方发生误会后只用了“拘焉五日”四个字一笔带过。按照常理推断，“拘”未必完全限制人身自由，而是远距离对峙，因为发生误认，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五日”似乎也经不住推敲，因为当时双方人数众寡悬殊，匡人要么杀人要么放人，完全没有必要纠缠多日。总之，当时冲突的场面比较混乱，情况也比较危急，以至于落在后面的颜渊与孔子走失。

孔子虽然知道匡人围攻自己，其中必有误会，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凶险情形，他也不知道如何化解，所以只好听天由命，泰然处之。为了激励弟子，他把他的崇拜偶像周文王抬了出来，自欺欺人地说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就是，上天委派我担负传承“文武之道”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匡人是奈何不了我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随行弟子觉得孔子身处危难之时，仍然念念不忘传承“文武之道”的历史使命，于是就把这段言论记录下来。

当然，事件的最终结局是有惊无险的。那么孔子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论语》中没有交待。《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意思就是，孔子后来派人去找卫大夫甯武子出面调停，说明情况，匡人才解除围困，为他们放行。这种说法似乎有损孔子的形象，因此《庄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书中又做出了各种解说。《庄子》：“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匡人）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1]。’”显然，孔子这里说的这番话基本是《论语》的翻版，无非是“命”与“时”而已，并无新意。倒是他“弦歌不惙”的举动，无形中却成为化解误会的关键，因为阳虎不会操琴弦歌，所以匡人肯定是认错人了。《孔子家语》：“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俗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2]。”《韩诗外传》：“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子路愠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义之寡裕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若我非阳虎而以我为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围罢。《诗》曰：‘来游来歌。’以陈盛德之和而无为也[3]。”这几种说法虽然都有演绎的成分，但却合情合理，也维护了孔子的君子形象。

“子畏于匡”，只是孔子在追求理想过程的一个有惊无险的插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孔子一生中肯定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遭遇，但是为什么此事被记录下来？因为他当时说出了“天之未丧斯文也”这样的豪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