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孔子是一个偏于理性的人，他处事得体，讲求义理。弟子公西赤受命出使齐国，“乘肥马，衣轻裘”，一付富家子弟的做派，冉有为其母请粟，孔子因其家境富有而推三阻四、不愿多与。相反，弟子原思家境贫寒，孔子出任鲁司寇后，聘请他担任孔氏家臣，帮助打理孔氏家族事务，并为他慷慨提供了九百斛粟的俸禄。公西赤的“与之粟五秉”和原思的“与之粟九百”，两者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粟五秉”是由“公室”出的，而后者“粟九百”则是由孔子私家出的。孔子为什么对“公室”的粮食斤斤计较，反倒对私家的粮食慷慨大方呢？这是因为一个理：“君子周急不继富[1]。”

原思在孔门弟子中属于性格比较内敛的，他“清净守节，贫而乐道[2]”。也许是因为出身贫寒的缘故，他对于财物俸禄之类的问题比较敏感，他曾专门向孔子请教有关“耻”的问题，孔子回答道：“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3]。”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时，有为君子理应出仕为官，获取一份俸禄；国家政治混乱时，君子则应该洁身自好，隐居避世，如果仅仅为了获得一份俸禄而出仕为官，这就是耻辱的事情。也许是孔子的这番话刺激了敏感的原思，所以当孔子为他提供九百斛粟的俸禄时，他推辞不受，也许他认为学生为老师做事是本分，不应该获取报酬，否则就是耻辱的事情。孔子知道原思为人过于敏感、自爱，而且也知道他生活艰难，确实想周济他，于是很坚决地说：“你就不要推辞了！如果你觉得你家粮食吃不完，就分散给邻里乡亲吧。”

原思为孔氏宰之事，既见孔子爱才惜才之风范，又见原思甘受清贫之节操，无怪乎后来他以“病”与“贫”的话题讥讽子贡，子贡“终身耻其言之过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