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与管仲相距大约一百多年（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因此他对管仲的评价相对比较理性客观，不像后世那样胡编乱造，借题发挥。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器小”，由此连带出“管氏有三归”、“管氏亦树塞门”、“管氏亦有反坫”等话题；二是“仁”，孔子是轻易不许人以“仁”的，当弟子子路向他提出管仲“未仁”问题时，他语气肯定地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后来子贡也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仍然非常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2]？” 在《论语》书中，能够得到孔子如此评价的人是少而又少的。

“器小”和“如其仁”，两者褒贬不一，相互矛盾，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关于“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功绩卓著，这些都是从历史功绩方面考量的；而关于“器小”，管仲“有三归”、“树塞门”、“有反坫”，则是从个人生活细节方面考量的。相比较而言，孔子更加看重管仲的历史功绩，他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维护了以周王朝为正宗的统治秩序，保卫了以华夏民族为正统的中原文明，在政治上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对后世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当许之以“仁”，至于“器小”，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节。

孔子谓管仲“器小”，以“器”喻人大概是当时人们的一种表述习惯。孔子说：“君子不器[3]。”意思就是，君子不要像器皿一样只有单一用途。子贡曾问于孔子：“赐也何如？”孔子说：“女，器也。”子贡又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4]。”瑚和琏都是宗庙里用来盛装黍稷的玉器，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孔子以琏瑚之器来比喻子贡行事干练，为人精致。既然“器”是用来盛物的有形器皿，因此必然是有容乃大，无容则小。孔子批评管仲“器小”，说明孔子认为他为人气度不够大，胸襟不够宽，志向不够高，远远没有达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的境界。

“管仲之器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焉得俭”和“不知礼”。“焉得俭”是因为“管氏有三归”，而“不知礼”是因为“管氏亦树塞门”、“管氏亦有反坫”。

关于“三归”，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三姓之女。古时妇人嫁夫曰“归”，一妻二妾为“三归”。从字面上理解，这种解释似乎说得通，但结合上下文来看就有问题了，因为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管仲生活俭奢问题，而不是妻妾多寡问题，如果把“三归”解释为三姓之女，后面“官事不摄”四个字就没有着落了；二是市租的十分之三。此说分见《管子》、《汉书》、《说苑》等书，不过这种解释并无明确依据，且不合常理。齐国地处胶东半岛，带山濒海，膏壤千里，境内物产丰饶，富有山林渔盐之利，因此商贸业一直比较发达，关市稽征制度也比较完备[6]。齐桓公时期，齐国每年市租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把齐国十分之三的市租收入归管仲个人所有，这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三是三处官邸（寓所），这种解释比较合理，也比较符合管仲人生变化和性格发展的逻辑。据史书记载，管仲早年家境贫寒，命运多舛，八岁时其父管严仲就去世了。管氏家族的“恒产”（田产房屋）并不多，所以他一直靠经商或替人谋事为生。年轻时他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谋事，游历过许多地方，总是郁郁不得志。他自己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7]。”由于年轻时期经历了贫困与窘迫，所以他对财富特别渴望，想方设法，四处敛财。他受到齐桓公重用后，居然以“贫不能使富”为籍口，要求齐桓公为他改善生活状况。《韩非子》：“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一曰：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8]。’”当时齐桓公继位不久，急需良臣辅佐，所以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他置办三处官邸（“三归之家”）。对于管仲这种近似于要挟的行为，孔子尖锐地批评道：“泰侈逼上”。这里的“泰侈”与《论语》中的“焉得俭”是同一个意思，两者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孔子对“管氏有三归”的基本态度。管仲有了“三归之家”后，生活日益奢侈，排场越来越大，他在三处官邸（寓所）都有职责相同的僚属，三处人员互不相统，“官事不摄”，在人力物力上造成极大地浪费。《左传》又载：“三十二年春，城小毂，为管仲也[9]。”管仲此时辅政已有二十余年，但他仍然索求无度，又让齐桓公把小毂作为私邑分封给他，故而孔子反问道：“焉得俭？”

关于“不知礼”，主要是指“管氏亦树塞门”、“管氏亦有反坫”。“塞门”与“反坫”，都是诸侯公室的建筑规制，管仲既“树”且“有”，即便他是仲父，也属于僭越礼制的行为，因此孔子批评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氏有三归”这件事情，主要反映了管仲在个人生活方面不够检点，在道德修养方面有失礼度，因此孔子批评他敛财无度，“泰侈逼上”。但是对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的历史功绩，孔子还是充分肯定的，盛赞“如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