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纵心所欲，不踰矩。’”

《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的十五年间，主要经历有两个方面：一是初仕为吏。孔子出生时父亲叔梁纥即已去世，母亲颜氏在他尚未成年时也过世了[1]，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早早出仕谋生。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2]。’”“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乘田”是管理牲畜的小吏。《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记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孔子自己也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3]。”显然，孔子对自己初仕为吏的经历不太认可，他把初仕仅仅当做一种无可奈何的谋生手段，故而称之为“鄙事”；二是研修儒业。孔子自幼受士礼熏陶，十五岁时就立志研修儒业，习礼明道。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4]。”又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5]。”可见他学习是非常刻苦勤奋的，进步也非常显著。传统儒业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身通六艺就可以成为职业儒者，获得俸禄，居安食饱，但是孔子认为这是“小人儒”，没有多大出息。孔子的志向是成为一个修礼明道、拯救颓世的“君子儒”，因此他在学习六艺的过程中，把重点放在研习和编修《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上。他勤于思考，学以致用，把学习古代典籍和加强道德修养结合起来，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6]。”意思就是，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可以逐渐培养和完善“仁”、“知”、“信”、“直”、“勇”、“刚”等道德品质。《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一则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事：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到鲁国来朝聘，郯国为少皞氏之后，因此负责接待的叔孙昭子向他请教“少皞氏鸟名官”之故。郯子博古通今，口若悬河，历数上古传说渊源，令人大开眼界，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孔子听说后，专门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有关上古官名由来之类的问题，受益匪浅。拜见结束后，孔子感慨地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由此可见，孔子学习六艺，整理古代典籍，并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人云亦云，而是努力做到“敏而求之[7]”，“下学而上达[8]”。是年孔子二十七岁。孔子从“志于学”开始，经过十余年的勤修苦学，思想日益成熟。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在当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颇受士人子弟追捧，因此设教授徒也就水到渠成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春秋以降，官学渐失，私学渐兴。过去有人说孔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教育家，因此他被奉为“万世师表”。其实这种说法未必确切，缺乏史料依据。从相关史料来看，春秋时期民间私学已经出现，这类私学主要培养儒者和武士。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9]。”可见，行束脩之礼是当时拜师受业的通例。孔子在三十岁之前就已经开始设教授徒了，最早的一批弟子主要是闾里乡党士人，如颜路父子、子路、曾点等人。《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卫国发生齐豹之乱，孟絷（卫灵公之兄）被杀，骖乘宗鲁死之。孔子弟子琴张与宗鲁相善，此时他正在卫国从游，故欲前往吊唁。孔子得知后批评他道：“齐豹之盗，而孟挚之贼，女何吊焉？”孔子是年正好三十岁，由此推断，他在此前就已设教授徒了。孔子设教授徒虽然仍以儒业为主，基本课程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教材则是由他亲自修订的《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其中蕴含了许多新颖别致的思想观点。孔子非常注重培养弟子的道德品质和经世才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0]。”他要求弟子既要学习古代典籍，也要加强社会实践，同时还要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所以他的弟子不仅才学超人，而且许多人都是经世之才，出仕为官者甚众。从这个意义来说，孔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最成功的教育家。

孔子“三十而立”，当在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据《左传》记载，当年卫国发生齐豹之乱，卫灵公被迫出奔死鸟邑避难。齐景公闻知卫国发生内乱，委派公族大夫公孙青前往聘问，公孙青对掩洫在外的卫灵公恭敬有礼，并以卫士身份亲自执铎值更守夜。卫灵公深受感动，对齐景公的为人也非常敬佩，此后不久卫国就与齐国建立了反晋联盟。齐景公是春秋时期的一位雄主，他即位后，逐步清除国内的公族势力，起用陈文子、晏婴等一批贤臣，积极谋划重建齐桓霸业，与卫国建立反晋联盟是其图霸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鲁国也是齐景公积极争取建立联盟关系的重要对象。据《史记》记载，这一年齐景公亲自出访鲁国，并与孔子会见，向他求教图霸方略：“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秦国贤相百里奚），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11]。” 从孔子与齐景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思想开明务实，对现实政治颇为关注，对于当时诸侯争霸的局势和方略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左传》没有记载此事，不合情理，因此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全面了解孔子从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的经历，有助于正确理解他“三十而立”的确切含义。《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黄侃《论语义疏》：“古人三年明一经，从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经之业，所以成立也。”显然，这样的解读过于机械，也过于狭隘。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13]。”他在督促孔鲤学礼时也说：“不学礼，无以立[14]。”可见孔子反复强调的是“立于礼”。在《论语》书中，“礼”与“仁”是互为表里的：“人而不仁，如礼何[15]？”“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6]。”“礼”是符合西周礼制的行为规范，而“仁”则是内存人心的道德规范。孔子希望通过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恢复西周盛世的礼制秩序，这就是他创建的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因此孔子“三十而立”的“立”，应该是指他的“仁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已经基本形成，并通过设教授徒的方式进行思想传播或开展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