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宋世家》亦载：“（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孔子在鲁国卸去大司寇行摄相事之职后，便开始在周边国家游走求仕，以他老人家的名望，求个一官半职应该不难，无奈各国的公族卿大夫从中作梗，让他四处碰壁。这一日，孔子带着弟子们途径宋国，休息时在大树之下习礼，引起了宋国大夫的高度警惕，因为宋国的就业形势也很严峻，本国大夫的饭碗都难自保，他们当然不欢迎孔子，于是大家一起撺掇司马桓魋去把孔子赶走。桓魋驱赶孔子的方法非常粗鲁，他把大树连根拔起，孔子不得不带着弟子们灰溜溜地离开。当然，孔子是最讲求礼仪的，即便是逃跑，也是徐步缓行，所以《史记》的两处记载都用了“去”字，而不是“走”字，这是大有区别的。桓魋拔起大树后并没有马上离开，他还站在远处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弟子们担心夫子的安全，催促他加快速度，孔子此时非常阿Q式地说了一句：“上天让我传承懿德，桓魋又能拿我怎么样？”这就是《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说这句话的语境。关于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各种记载并不一致，大约在鲁定公十四年至鲁哀公三年之间，此时孔子的年纪约六十岁上下。

桓魋，生卒年不详，向姓，桓氏（因出于宋桓公，故以桓为氏），名魋，春秋末年宋国公族的世袭大夫，宋景公执政时期任司马，主掌军政和军赋事务，故亦称司马魋。桓氏有兄弟五人，长兄向巢任宋国左师，名义上是宋国的三军统帅；桓魋排行老二；排行老三的是司马耕，字子牛，投在孔子门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他“多言而躁”；老四、老五的是子欣和子车，他们都跟着桓魋做事。桓氏一族在当时权势很大，连公族有时也避让三分。

桓魋是宋桓公的后代，因而深受宋景公的恩宠。宋景公的庶母弟公子地有一个叫遽富猎的嬖臣甚得宠，公子地把自己的家产分作十一份，拿出其中五份来赠送给他。公子地有四匹非常宠爱的白马，桓魋向他索求，却被他拒绝。后来宋景公亲自出面要来白马，并让人把马的鬃毛和尾巴涂成红色送给桓魋。公子地为此非常生气，让人又从桓魋手中夺回白马。桓魋害怕公子地还要对他采取报复行动，因此想出逃避难。宋景公听说此事后，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伤心落泪，眼睛都哭肿了。公子地的同母弟（一说是宋景公的同母胞弟）公子辰觉得同宗兄弟之间不应该为这点儿小事闹矛盾，于是就出面两边劝说，他对公子地说：“你赠家产给遽富猎，却不给桓魋，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对。现在又惹得兄长伤心落泪，怪罪下来谁担得起？兄长毕竟是国君，而我们是命臣，按照君臣之礼，命臣有罪就应去国避难，所以先你不妨做出去国避难的样子，给兄长一个台阶，我保证你还没走出国境，兄长就会把你叫回来，兄弟之间定然和好如初。”公子地依计出奔陈国，然而宋景公并没有阻止他出奔的意思。公子辰赶忙去找宋景公说情，可是宋景公却不同意原谅他。公子辰大为寒心，哀叹道：“胞兄听我诳言出奔陈国，君主竟不念兄弟情谊，原宥罪臣。我受此事牵连，也无法在宋国安身立命了。连我们这些公族成员都出奔他国，不知还有谁愿意与君处国？”随后他也带着仲佗、石彄等一批卿大夫出奔陈国。《左传》关于此事的记载不类，宋景公并非如此糊涂之人，估计他与诸公子之间还有其他不可调和的矛盾，否则他不会如此无情绝义，桓魋索马，只是矛盾激化的一个由头罢了。

公子地、公子辰等人出逃后，并没有立刻离开宋境，而是先在宋国的萧邑临时安顿下来。国内的宋平、元之族（宋平公、宋元公的后裔）也此时因宋景公“宠桓魋故”而不满，纷纷离开宋都商丘，聚集到了萧邑，连宋国右师乐大心也跟随而至。因为萧邑靠近宋都商丘，而且人越聚越多，公子地等人觉得不安全，数年后他们又迁往郑国。公子地、公子辰以及宋平、元之族拖家带口的一大帮人跑到郑国，着实让郑国感到为难，接纳这么多叛国公族，必定会得罪宋国，但不接纳又不合乎情理。恰好郑、宋两国之间有一个两不管的空闲地带，其间有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锡等六邑，当年郑国国卿子产曾与宋国约定，两国均不得占有这一地带，郑人正好就势把嵒、戈、锡三邑的城墙加固，用于安置他们。

宋景公听说公子地等人在郑、宋边境俢城筑寨，安顿下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于是就命左师向巢率兵伐郑，攻克锡邑，杀死了宋元公之孙等多人。接着又围攻嵒邑，郑国认为宋国违反了当年的约定，派大夫罕达率兵救援，把宋师也围困起来。宋师情况危急，桓魋不得不再率兵增援，郑、宋两军在这个两不管的地带展开激战。大概是因为桓魋的恶名在外，郑军统帅子賸发布军令：“得桓魋者有赏！”郑军奋勇突击，桓魋狼狈逃窜。

桓魋虽然吃了败仗，但却基本消除了公子地等人作乱的隐患，因此宋景公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更加宠信。此时宋国的公族死的死，亡的亡，国内就剩桓氏一支独大了，因此桓魋侍宠妄为，日益骄横，有时甚至连宋景公都不放在眼里。卫国大夫大叔疾跑到宋国来避难，投在桓魋门下当家臣，他为了讨好桓魋，送给桓魋许多珠宝。宋景公知道后，向桓魋索取，桓魋不给，还百般狡辩，因而得罪了宋景公。《吕氏春秋》又把这件事情进行了演绎，宋景公索要珠宝不得，便派人到桓魋家中搜查，搜查无果，逼问桓魋，桓魋随口说把珠宝扔进鱼池里了，于是宋景公又命人把鱼池里的水汲干，结果仍然一无所获。珠宝没找到，鱼池里的鱼全死光了，这就是“殃及池鱼”典故的由来。

桓氏家族在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桓魋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觉得自己的食邑鞌不好，竟然向宋景公提出用鞌邑换薄邑的要求。薄邑是公族宗庙所在地，历来由国君直接掌管。桓魋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其实带有问权的性质，因此宋景公断然回绝。为了安抚桓魋，宋景公在鞌邑之外，又给他增加了七个食邑。此时宋景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姑息养奸，养虎为患了，于是决定清除桓魋势力，他让夫人去请桓魋到公室来飨宴，打算预先埋伏甲兵，将其诛杀。但桓魋已有所警觉，他反过来以感谢宋景公授邑为由，请宋景公到他家来飨宴，也在家中埋伏了甲兵，并以日中为期。宋景公知道桓魋企图作乱，谋害自己，就对亲信司马子仲说：“我一手把桓魋带大，现在他羽翼已丰，反而要加害于我，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司马子仲说：“桓魋身为人臣，犯上作乱，天怒人怨！我将义无反顾，誓死效忠君主，不过这事最好能得到左师向巢的支持，我以君主的名义请他过来一起商议如何？”向巢虽然是桓魋的哥哥，掌握宋国的兵权，但他与桓魋不同，平时还是能够恪守君臣之礼的。宋景公与司马子仲听着向巢家里传来的钟声和乐声，估摸此时他在家里吃饭，于是司马子仲特意乘着宋景公的驾乘，到向巢家中找到他说：“刚才圉官向君主报告，园圉中发现了一只大麋鹿，君主让我来邀你一起去狩猎，他特意安排用他的驾乘来接你，你赶紧随我一起去吧。”向巢不明就里，随司马子仲一起来到宫中。宋景公见到向巢后，把打算清除桓魋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长拜不起。向巢表现得很犹豫，因为桓魋是自己的兄弟，把他清除了，接下来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和迫害？司马子仲看透了他的心思，建议宋景公与向巢订立盟誓，宋景公盟誓道：“上有苍天神明，下有列祖列宗，我发誓清除桓魋乱党后，绝不与左师向巢为难。”向巢得到宋景公的承诺后，同意听从宋景公的命令，发兵讨伐桓魋。司马子仲也不含糊，他让向巢取出兵符，请宋景公执符授命，命他发兵讨伐桓魋。

向巢回到家中，把宋景公让他发兵讨伐桓魋的事情告诉了家人，老臣们都表示反对，新臣们则表示支持。向巢既已执符受命，因此不得不率兵讨伐桓魋，否则将犯违抗君命之罪。桓氏四弟子颀快马去向桓魋通报，桓魋盛怒，打算率兵攻打公室，桓氏五弟子车劝阻道：“为臣不能侍奉国君，又要发兵伐国，这样得不到国民支持，无异于自取灭亡。”桓魋只好作罢，率众人出奔曹国宣布叛君。桓魋作乱出逃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春（公元前481年）。时值春秋末年，诸侯各国都内乱不已。

当年六月，宋景公命左师向巢率兵讨伐桓魋，向巢担心讨伐不利，反遭陷害，因此向宋景公提出以宋国大夫为人质随行，宋景公没有答应。他又向曹国提出以曹国大夫为人质，作为不讨伐曹国的交换条件。桓魋对他说：“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这样肯定一事无成！”桓魋的随从见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叛离，桓魋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出奔卫国避难。在卫国，他受到卫大夫公文氏的攻击，公文氏向他索求夏后氏之璜，他只好交出珠宝才得以脱身。之后，他又跑到齐国，齐国陈成子委以次卿，总算是保留了贵族待遇。左师向巢因担心受到牵连，讨伐曹国不克便直接出奔鲁国，宋景公得知后，派人挽留他说：“寡人与左师有盟誓之约，因此绝对不会为难左师，请你放心回来，以继桓氏之祀。”向巢请使者带话给宋景公说：“臣自知获罪于君，难逃罪责。若君主能念及桓氏祖先，让桓氏能有后人留在国内，这就是对我们桓氏的最大恩宠了！”桓魋的三弟司马牛虽然没有出仕为官，但家产颇丰，他自知失去了大哥二哥这样的靠山，身家性命也不保，于是把食邑和财宝通通上缴给宋景公，自己出奔齐国。后来，他觉得与桓魋同时留在齐国会遭人误解，于是又跑到吴国，吴人却不收留他。司马牛出自孔门，颇有才华，故而晋国的赵简子和齐国的陈成子都愿意任用他，但他最后还是回到了鲁国，卒于鲁都郭门之外，鲁人阬氏将其葬于泰山之下的丘舆。

春秋末年，诸侯各国卿大夫之家纷纷发起夺权斗争，完成了政权嬗变。宋国由桓氏发起的政变却以失败而告终，桓氏兄弟四处流亡，不得所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内部不团结，关键时刻左师向巢在“公室”与“私家”之间态度暧昧，左右摇摆。可以想见他当时内心苦苦挣扎的状况，如若他当时果断地与桓魋联手反叛宋景公，以桓氏的势力是足以取得宋国政权的，一念之差而已。

参考资料：

一、《左传》：定公十年、定公十一年、哀公十一年、哀公十二年、哀公十三年、哀公十四年等；

二、《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