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姓乐，名喜，字子罕，春秋时期宋国的贤臣。子罕在宋平公时（公元前575—532年）任宋国的司城（即司空），主掌建筑工程、制造车服器械、监督手工业等事务，位列六卿，位高权重，在当时很受人尊崇。史书中关于子罕的记载不多，《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有两则，内容也有关联，故而将其归并到一处解读。此外，《左传·襄公十七年》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也各有一段记载，今后可以将这些史料串连起来作一篇小文。

标签：子罕闻过则改。出处：《左传·襄公十五年》

“郑尉氏、司马之乱，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三月，公孙黑为质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郑人醢之，三人也。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朦？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故请而归之。”

案：这事扯得有点儿远，也有点儿复杂。所谓“郑尉氏、司马之乱”，事在五年前的襄公十年，当时郑国国卿子驷当政，他专断独行，假公济私，激怒了以尉止为首的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等五族，他们联合发动叛乱，攻入宫中，劫持郑伯，杀死子驷（国卿）、子国（司马）、子耳（司空）等当朝大臣。后来子西（子驷之子）、子产（子国之子）等人率兵镇压，杀死尉止、子师僕等主要反叛者，“盗众尽死”，很快就平息了叛乱，而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等人则逃到宋国去了。对于郑国来说，堵女父等人不仅是罪不可赦的叛国者，更是当朝执政子西、子产等人的杀父仇人，可是五年多来宋国并没有将他们遣返回郑国，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是收留和纵容他们，这是不符合道义的。子产等人因父仇未报，隐患未除，只好通过宋国的乐师师茷、师慧贿赂当时执掌宋国国政的司城子罕。子罕接受了郑国的贿赂后，将堵女父、尉翩、司齐三人遣返回郑国就地正法，却将司臣悄悄托付给鲁国季武子保护起来。显然，子罕在这件事情上是一错再错的，首先，不应该收留和纵容郑国叛国者长达五年之久；其次，不应该收受郑国的贿赂；再次，遣返叛国者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私自放走了司臣。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专职乐师大多由盲人担任，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明辨是非，敢于仗义执言。此后不久的一天，盲人乐师师慧路过朝廷，竟然当庭撒尿，他身边的相人提醒他，他却故意说如今宋国当朝无人，要不然怎么会没有人坚持道义，却为贿赂所驱使呢？子罕后来听到师慧的话后，自知犯错，羞愧难当，便主动向宋平公引咎辞官。

贤者并不在于时时处处都能做到行端言庄，而是他们能够做到闻过则改。

标签：子罕以不贪为宝。出处：《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案：这一段材料与上一段材料的时间相去不远，记载了“子罕弗受玉”，“以不贪为宝”的美德，编史者似乎想用这一段材料为上一段材料张目，“子罕弗受玉”是结果，而“子罕闻过则改”是过程。过程往往比结果更具有教育意义，然今人更喜欢用这一段材料，而忽视了上一段材料，所以人们只知道子罕“不贪”，却不去深究其“不贪”的原因。

贪欲是人之本性。人如何才能克服本性，做到“不贪”，不外乎外部的刑罚约束和内在的道德约束。春秋时期，各国禁止为官者收受贿赂，并无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为官从政者只能自觉地通过道德约束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所以羞愧之心就是做人为官的底线。

敬畏法律不如心怀羞愧。人无羞愧之心，贪欲之心就会像决堤之水汹涌泛滥，即便法律制度壁立万仞，也会瞬间轰然崩坍！

    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子罕论兵，给召集弭兵大会的向戌泼了一盆凉水，可增加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