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5·7）

 语论：中国文人素有“仕”的情结，许多人一生都在进退出处之间患得患失，左右权衡，最终一事无成。文人出“仕”，是由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春秋末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士”这个阶层已不再是由君主直接掌控的军事力量了，他们一部分人分化为拥有自己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新兴地主阶级，另一部分人则分化为非农非商非官非士（军士）的“闲人”，这些人平时以讲求礼仪，习诵经典为业，期望得到君主的赏识而出仕做官，即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士”。可见文人出“仕”，在拯救危世的华丽外表之下，也有实实在在的饭碗问题，所以孔子直接把出仕做官称为“谷”，也就是换取俸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14·1)。

在谋官求职的过程中，孔子及其后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儒家的“进退出处观”。

首先，对于出“仕”与否问题，主要取决于政治环境，即“邦有道”或“邦无道”。孔子主张“邦有道”时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在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同时，也要让自己的生活富足起来。如果生逢盛世，自己却碌碌无为，穷困潦倒，这是可耻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8·13）；如果“邦无道”，孔子则反对出仕做官，因为这违背了儒家的政治理念。为了俸禄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这也是可耻的事情，“邦无道，谷，耻也”（14·1），“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

其次，身处危邦乱世，孔子主张全身守节，隐退江湖，他曾多次向学生表达了这一观点：“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13），“用之则行，舍之则藏”（7·11），“道不行，乘桴浮于海”（5·7）。孔子是一位社会责任感极强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是不会轻易妥协和放弃的。当个人理想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时，孔子选择退隐，其实这是一种处世策略，一方面可以全身远耻，另一方面可以以局外人的身份冷静地观察时局的发展与变化。所以孔子的“隐”是一种有所“怀”，有所“藏”的退隐，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其归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再次，在进退出处问题上，孔子曾分别对四个人做出了直接评价：一是卫国大夫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5·7），孔子的评价是“直哉”，显然孔子对史鱼的做法是不认可的；二是他的学生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5·2），孔子认为他无论治乱都能保全性命，虽未必高尚，但做法可取，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三是卫国大夫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5·21），孔子认为他是一个富有大智慧的人，不仅能全身，还能远耻，所以说他的智慧也许别人能学，但他的愚钝却是别人难以企及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四是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5·7），孔子的评价是“君子哉”，也就是说，他的道德修养已臻最高境界！何谓“卷而怀之”？就是身处危世而不坠其志。另《左传·哀公二十年》中也有一段文字可作补充：“楚王问曰：‘史黯何以得君子？’（晋）楚隆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王曰：‘宜哉。’”能够做到“退无谤言”，这说明其行为举止皆得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