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近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201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广受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 “幸福”概念。已有全国100多城市提出“幸福”口号与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11月10日《成都日报》）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是全人类的真切期待，在一地公共政策目标中对此予以承认，并喊出响亮城市发展的口号，所具的意义当然明显，也弥足珍贵。而且，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永无止境，这种本能的向往层级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提升层级。我国几乎包括所有的大中城市，均明确提出打造“幸福城市”的各类口号，清晰勾勒出要建设“幸福城市”的发展方略，这难能可贵，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不过，有了口号和目标，还是第一步，关键的步伐迈进，是切实的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因为当前，我国的各大城市，其“幸福感指数”不仅不高，反而严重偏低。要短补短板，急需的不仅仅是叫得很响的“口号”，而是找到拉升城市幸福指数的更为清晰而明确的方略。今年4月初，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中国内地明显靠后，位列112位。

显然，这与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的发展取向不相称。缘何经济上去了，城市发展了，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反降呢？原因固然较多，但根源还是我们在对待公民的幸福感营造上缺失一种法治化、制度性、规范化、常态化的保障措施。诚如哥大经济学家萨克斯所警告的那样，经济增长伴随而来是更多社会问题，如失去信任、焦虑、安全感缺失等愈加严重。相比经济收入，社交网络、杜绝贪腐等因素更为重要。对后面选项的忽略，无疑会拉降公民的幸福感指数。

这提醒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物质生活的改变并不能必然提升公民的幸福指数。用经济学中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此可以解释，幸福感随着最初经济的发展有较大提升，但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就很难增加甚至还有大幅减少。加之我国正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变动、思想脉冲的过程中，价值和思维都在轮动，这实际上加剧了公民幸福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管是来自外部的、社会的，亦或自身的各种意识思维的波动，均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公民对自身幸福感的量化刻度。

那么，怎样才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指数呢？首先，我们当然不能就此否定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任何一种公民幸福感，均非“玩虚的”，它需要发达而坚实的经济基础。我们只有将财富蛋糕不断做大，才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持续而稳定的提高。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坚持这一点，我们才能有底气和能力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医、教等物质生活条件。

更为重要的一条路径，是我们需要在较为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有计划、有远见地搭建提高公民幸福的超功利境界的文化园地，全面拓展市民文化配享的公共空间，革新城市文化需要的理念与价值方向，使公民幸福有更多价值元素和人文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于此，我们似乎鲜见于全国100多城市的“幸福口号”里明确提出，也未看见具体的“文化强省强市”的可感、可行的建设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