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刘美艺是重庆一家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她的女儿晓琳2007年从武汉大学毕业。毕业后靠在网上做设计为生。她屡次劝晓琳去自己介绍的机关面试，并保证只要参加面试就有很大机会成功。晓琳都一口回绝。一日中午，母女俩为此又起争执。下午，晓琳跳楼自杀。女儿自杀已过去两个多月，但昨日走出治疗室时，刘美艺这个昔日的女强人仍是一脸凄然。（3月8日《重庆晚报》）

一个刚跨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年轻姑娘，用掐灭自己宝贵生命之灯的极端作法，结束了她眼前的一切美丽图景，也结束了她一直与被称作女强人的母亲之间的是否去做公务员的恒久的争论。晓琳对母亲说过：“我说过不会去那些地方一张报纸一杯茶地混日子，你一定要我去，除非我死。”这回，晓琳真地用死去抗争这种她不愿接受的工作安排。无疑，晓琳是坚强的，但同是又是脆弱的，一个如花般的生命，倒在了这种由来已久的痛苦元素的不断恶性积聚之后。

我觉得，晓琳不仅是倒在母亲的唠叨声中，还倒在我们社会的就业不公的多重因素的复制之下。社会容不下晓琳的纯真与坚守，自然她希望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的愿话便无法实现，这种纯真便成了一种寂寞和孤独，自然没有了她心中的童话故事。一个公民的内心焦虑和童话的失落，一个姑娘的就业徘徨与生命脆弱，不该长时间伴着一个社会价值导航体系的缺失与冷漠。晓琳在日记中写道：“毕业3年来，妈妈几乎天天念我，吃饭念，看电视念，睡觉也念……我不就是不愿意接受她安排的稳定工作，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

看来晓琳轻生的念头并非一日生成，她的同学、朋友、就业引导的社会就业价值的导引与疏导与心理干预机制，都跑哪去了？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看到一个姑娘，不堪选择职业之困而不去扶她一把呢？难道社会的关爱触角无法伸至单个脆弱公民身旁吗？我们需要跟进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前途与命运方面愈发务实，“学而优则仕”这种实际上早该淡化的社会就业观，何以再度变得更加猛烈？大有席卷一切社会价值的迹象。

不管是一年年猛烈递增的“公考”大军，还是一遍遍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均折射出公务员职业成为当今社会意气少年与妙龄女郎之首选。想当初，广东的家长还把学习成绩不佳、没出息的孩子斥为“只能去当官”，而且还有“谁去当官打断谁的腿”的历史佳话；而今却正好打个颠倒，没出息的去创业、去靠智慧自己打拼一片天地，有出息的去靠父辈关系当公务员。在这种现实下，才使得不愿去当公务员的晓琳的行为看起来很天真、很特例，当然这种特例显得很无奈、很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