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从8月31日起，深圳大部门制的机构改革展开了新一轮动作，连续三天，市领导分头到相关部门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局级干部的任命。据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透露，此次机构改革，深圳将“消化”近百名局级干部：或在新的领导岗位予以任用，或保留待遇不再任用。据悉，多个部门副职超配，而众多“处座”的走向似乎更为棘手。（9月4日《华西都市报》）

看罢报道我有两点感受：其一，深圳这次机构改革可谓雷厉风行，当然“非常保密”，但窃以为，这种“快法”让稍感意外——7月31日中编办把方案定下来，当天深圳就召开动员大会；8月4日确定新部门一把手；8月5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各部门一把手的任命；8月6日,整合的56个部门正职领导正式亮相……显然，局长们的任命过程虽然保密了，却少了民主与透明程序；速度是快了，却让各方利益博弈的机制虚置。所以，笔者难以对此产生认同感，甚至觉得有些眩晕。

这么多公共机构要整合，这么多局级干部要报经当地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这么多“处座”要面临去向问题，怎么说也算是深圳最大的政治事件，咋能说保密就保密呢？这次机构改革，究竟遵循的是哪一道法律法规程序，这当然需要告之于民，征得人民的理解和配合。即便不征得纳税人同意，按现行法律，也得早些征得当地人大常委的审议通过。改革方案确定了，呼啦啦将几十名一把手的任命名单，突然递至人大常委会的案桌，这不成了让人大代表列行“举举手、按按钮”的程序了吗？

其二，与公众希望公职人员大幅缩减的愿望不同的是，参与深圳这次机构精简的相关负责人，却似乎乐于见到“减机构不减人”的渐进式改革现状。王穗明就说：“实际上，深圳的公务员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他对此感到‘很头大’——深圳30年中搞了七次机构调整，我们的干部很精简了。”参与改革方案设计的深圳大学马敬仁教授也称，改革的过渡期是会出现暂时性的机构肿胀，短时间内局级岗位的总量不会减少，副局级岗位包括执行部门还会存在增量。

王部长与马教授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这些局长、副局长们，即便降了官位，其待遇也是雷轰不脱的。拿新近设立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科工贸信息委等部门来说，保留局长待遇的副职人数超10人；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下职不下薪”的副局长多达12人。我不知道“官去待遇不丢”的法律依据是啥，我只知道工人待岗了，就只能领微薄的生活费，甚至生活费都难保。如此行政消耗总额不减的机构缩减的改革有意义吗？要我说，还不如不改，因为这一过程额外浪费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拿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换汤不换药。

纳税人养官过多，似乎一直难以找到制度性变革的良策。去年一篇全国各大论坛上流行并引起广泛持久议论的帖子称，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每百万美元的GDP养官的个数情况是：中国39个，日本1.38个，我们的养官代价是日本的27倍。之所以干部冗员，说到底还是人事腐败，是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官本位意识的恒久羁绊，是公权制度化监管之缺，是张扬纳税人权利的意识退步。当前需要我们社会全面反思干部冗员的问题，应尽快形成一股裁剪官员的制度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