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1993年，我国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然而，16年过去，“4％”这道坎仍未迈过，这使得公民家庭教育投入负担过重。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称，财政教育性经费占GDP的比例未达4%的核心原因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所致。（4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赵路称，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上，即便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达25%以上，而我国在2007年的这个比重只有20.8%。由此，赵路非常直白地称，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作出了极大努力，是有贡献的。是的，有关教育存续已久的疲沓理念与薄弱基础现实，也非一日就能华丽转身，财政教育经费的注入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行政成本费用的大量减少，需要高端意识的恒久坚守，但就此将核心理由归结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窃以为非常不妥。

回首16年前，“在本世纪末达到4%”这一教育标杆亮相之后，年复一年似乎始终只是一根外表光鲜的“标杆”而已。但有一点很明确，1993年国家敢于提出此目标时，财政收入只占GDP的12.6%，而2008全国财政收入为61300亿元，占30万亿GDP的比重增加到20.4%。为何在16年前提出此指标时未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呢？若按20%比12.6%增加近一倍来算，教育投入不该徘徊在“4％”的下沿位置呀？20.4%与人家的35%的距离并不遥远，倒是我国的这个3%与人家印度的7．1％落差太大。显然，赵路这个“核心原因”还是在打“迷魂阵”，一个难以掩饰的借口罢了。

由于教育公共投入的比例连一些非洲国家都不及，使当前教育实景让人甚为忧虑。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82%，与4%的基本要求差距很大，在全球120个国家中位于90名之后，是世界上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教育机构负债非常严重，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资料显示，2005年以前，单是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额便有约2000亿元；2002年以来，国家发改委通过8次教育收费检查，查处因资金不济而乱收费的达68.51亿元；2006年底，全国高校贷款规模达5000亿元左右，这个规模大概就是高校负债的影子。

特别是，这些问题还在往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里渗透，“教育产业化、办校为挣钱”的阴魂不散，有地方还加剧教育马太效应，成立示范中学教育集团，一些学校择校费高至8万元。一边是公共教育投资步履蹒跚，一边却是一些公共教育机构变着戏法地乱围地、乱圈钱。在这种大中小的求学者寡权的现实生态下，便造成公民教育负担日显沉重。公共教育发展迟缓与公民自身教育投资渐增的这种长期逆行，酿制了公民的民生维艰实境，甚至滋长和蔓延了“读书无用论”思潮。如今这方面的鲜活实例不少，当引起我们社会的高规格、全方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