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这两天关于国企和公共机构“一把手”的权力制衡与监督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先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指出，国企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普遍建立，很多企业还是“一把手”体制，这是滋生腐败的主因。接着，2月22日《新快报》讯，20日，武汉市纪委副书记陈材佑称，据了解，2002年以来，武汉市因贪腐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了44%。

被李荣融较为鲜见地迎头痛批的国企盘据时间颇久的“一把手”体制，当然是一种落后的“山寨王制度”，它与我国《公司法》所明文规定的建立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为形式的决策、执行、监督的三权分立与制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背离。在这种制度性背离的同时，也是国企“一把手”在人、财、物等权力一路打造违规腐败的温床。而国企一把手的权力之所以未受有效制约，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各级行政机构一把手权力未受限，蔓延至广大事业单位、国企领域的长期催化作用。

各级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国企的一把手，几乎到了有无限的权力的地步，大事、小事，巨款、小钱，用人、裁人等等，都是一把手大笔一挥、一锤定音。党纪国法要求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一把手“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现代监督体制，却似乎一直找不到制衡一把手高度扩张的权力的落点。可谓是，只闻楼梯响，难见人下楼。这便有武汉落马的处级领导中，一把手便占去了44%的高例。而且，这仅是被擒获贪官所占比例，若算上那些未露出马脚、未被揪出来的正违纪违法的一把手，那这个44%的比例估计还会摩高很多。

权力是啥，麦克斯.韦伯说过，“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在韦伯看来,占有权力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欲望,它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这就注定了，如果没有权力的制衡，人类几乎不会自觉让渡这种业已形成的权力空间与份额。拿美国55岁的联邦高地市市长戴尔.斯帕克斯来说，因为他无钱交医保，而不得不去脱衣舞俱乐部看了一年的大门。我想，斯帕克斯也是人，不可能不想占用能占的权力，而是因为他这个一把手，不敢也不能像我们的市长或总裁们那样，大笔一挥，便能从公款箱里提出一笔钱去自缴医保金的。

追根究源，制度缺陷、监督乏力、地方或行业垄断的保护主义干预，是当前“一把手”公权寻私的深层原因。是到了该向失航的“一把手”体制动手的时候了，我们亟待建立民主监督制度、独立监督制度以及敢于、借鉴和吸收地球村庄里权力制衡领域里的先进成果，尽快将约束一把手权力的制度，不留死角地置放于权力之侧；需要彻底打通行贿、受贿、跑官、跑项目、批文等一个个权力走向的监督途径，并尽快将执政为民的理念注入到为民服务的每一道环节，尽快较正我们的“只惟上不惟下”“一把手定夺”的从政迷惘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