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日前，昆明市下发《昆明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在用餐及住宿上，宾客来昆明由市领导出面作陪，原则上安排宴请一次，实行住地就餐，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主人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客人人数，工作人员安排工作餐。就餐的菜品突出地方特色……（12月23日《广州日报》）

不管是宴请上级领导，还是招待来宾，昆明市规定原则上主人人数不超过客人人数，这看起来够细化的，但恕我“乌鸦嘴”一句：令出法不随，如此限制陪吃人数的红头禁令难逃“白纸一张”的宿命。不仅管不住机关里的一些“贪吃嘴”，还会让公众对这种公共财政监督的低能化感到一丝凉意。甚至就是那些以种种借口大摆公宴的“贪吃官”，说不定也会暗自窃笑：你们的规定太小儿科了吧，这纸规定就能管住俺们餐桌上的人数？

我认为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这一严规中可钻的缝隙太宽，“贪吃官”几乎不用“缩身”即可钻过身去。这几个严规中至少有三处出现了“原则上”的习惯用语。有“原则上”就有“原则下”，有“一般”就存在“二般”。既然原则上接待来宾主人人数不超客人人数，那必然会有“原则下”的情形。换句话说，一旦有“原则上”的字眼出现在文件中，就会有变通技艺过人的“没原则”的“滥吃”行为出现。说不定，公款设宴请一名来宾，会“冒出”九个主人的“陪吃盛景”。

其二，光有令出，却无法随，这样的规定不具操作性，只具观赏性。因为谁去监督和清点酒楼餐桌上主客双方的人数？其实，公务接待要“主少于客”，并非昆明市首创，诸如“四菜一汤”的高端规定，诸如公款吃喝实名制规定，均难逃“光鲜一时、疲弱永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要向公款吃喝动手，办法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敢不敢于拿法律的“封胶”去贴“贪吃嘴”。执行力与法律约束力偏弱的禁止公款吃喝的各种规定，在中国若垒一块儿，可能已远超姚明的身高了，但收效甚微。

记得前年一份资料称，我国一年公款吃喝掉2000亿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去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的数字，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我想，随着物价上涨和少数官员的“吃的品质”节节攀升，如今一些贪吃官员的“吃绩”一定不比3000亿低。而北大法学教授王锡锌更是语出惊人，他在11月29日的央视《新闻1+1》节目上称，我国公务考察接待费一年9000亿。

如何实现令出法随？窃以为应向这一“机关痼疾”挥刀。记得我国一名官员在美国纽海文市挂职作“市长助理”，在其学习结束后，市长对他说，“按中国礼仪，我该请你吃顿饭。可按规定，在外公款吃请超9美元视为行贿。你还是到我家里吃饭吧”。若我国治理公款吃喝也像美国这样动真格，9美元就算行贿罪，我敢拍胸膛说，除开国家少数的必不可少的国务与商务接待外，地方基层官员的公款大陪大吃的人数立马被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