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全球经济动荡，已开始动荡到小老姓的头上了。2008年11月19日这天重庆晚报的一篇报道称，最近，家住重庆江北区东方家园小区的宋佳和她的同事们很苦恼：公司老总要求员工发毒誓，完不成今年公司下达的任务就不耍朋友、不结婚和不生孩子……“如果真完不成工作任务，就得耽误终身大事？”宋佳郁闷地说。宋佳在一广告公司工作，今年她需完成50万元的广告业务。她上半年只完成1/4，本想下半年冲一冲，但经济危机使得行业受影响。

在这里，我只能说公司老板太牛太强了，在傲慢资本的驱动下，竟然将公司业绩管理的触角强伸至员工的私人领地，要职工对天发“三不”毒誓，这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明法律、识大体的斯文人的举动。在现代文明社会的脚步向前推进的今天，说轻点，这是老板自我意识过度膨胀后，做出的一种出格的莽撞行为；说重些，用此方式来“约束”员工的个人生活权利，把单位业务与恋爱、结婚、生子挂钩，纯粹就是践踏公民的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

这自然让我联想到两月前，北京一家饲料集团公司推出的新近200名大学生员工集体拼酒的那场夺命“闹剧”，有15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喝倒住医院，其中1人身亡。集团老总说，这是PK，锻炼大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有人说，这名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后上班第一天便倒在洒瓶前的孩子，是“酒文化”害的。但我认为，“酒烈士”在我们社会频现的根源还不仅是“酒文化”，而是资本身上发散出一股傲气在起作用，形成一种职业性歧视。资本可以拿谋生的单个弱势公民当猴耍，要么去喝烈酒，要么面向天空发“三不”毒誓。

追根究源，还是因为我国当前就业公平性失衡的土壤存在。诸如背后有后台柱子的人能轻松就业，而且还稳如泰山；没门路的一天到晚纵使“发誓”得嘴皮发麻，也难就业或难保自己刚谋得的寒碜岗位。进一步说，漠视这层土壤存在的背后是劳动法制体系的监管缺失。就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1月17日那天发出的那份通知来说，在全球经济动荡面前，首先还是打起中小企业普通职工的主意，“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也就是说这每月一两百元的微薄工资不能轻易上动。恕我直言，如果政府官员与行业垄断人群的工资也低过中小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5至20倍，那么我们再来规定“暂缓调整”，是不是更合乎民情一些。

之所以一些部门想不到“限高”，原因还是一种习惯性政策与监管盲视。我们来看美国花旗银行今年发生的一起赔款案，4月初集团公司透露，集团同意向下属史密斯－巴尼公司2500名在职与离职女性经纪人赔偿3300万美元。何以赔钱呢？因为，2005年原告控告巴尼公司阻止女性经纪人获得平等晋升、提薪机会等。据悉，花旗和原告还约定，采取多元化监督方式，聘请专家监督花旗的相关劳动就业公平改革措施的实行。

看得出，美国的法制理念对处于资本弱势地位一方的劳动者的劳动公平权益的主张和强调，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这种“苛刻”表面上看起来对资方有些挥剑过重之嫌。但对整个社会劳动公平和法制体系的构建来说，却是一种让人羡慕的制度性设置。如果我们的权力不是习惯性地站在资本一方，有让企业时时忌惮的“制度性惩戒”硬软势力的存在，那么，这些颇好变着戏法地折腾员工的老板，是断然不敢让员工发这类违法誓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