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近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促进我们解决问题。”他称，一些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媒体炒作面前往往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所以习惯堵、习惯压、习惯逃避或恐吓。”这些人在应对媒体方面表现出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给工作带来被动，甚至造成损失。（9月14《沈阳晚报》）

昆明这次是动真格了，不仅仇书记对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分析得入木三分，且动作也挺漂亮。本月12日起，昆明正式建立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聘请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不少地方领导表现出对舆论监督的欢迎。记得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深圳就任时就曾说过，媒体具有“三光”作用：一是阳光，一见阳光，一切魑魅魍魉，都会现形；二是目光，问题暴露后，群众的目光聚焦，就是压力；三是激光，可以像激光一样兴利除弊。

而仇和这一“媒体如保健医生论”，与李鸿忠的“媒体具有三光作用论”可谓是具有异曲同共之妙，分析认识得很透彻。假如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能将新闻媒体当作自己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的“官体”一定就会少得“怪病”；假如我们的舆论监督的环境能达到这“三光”境界的话，一些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面前，便不会手忙脚乱。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应对媒体的开放态度与知识本领。

随着现代民主与法制里程地不断向前推进，官员在对待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态度上，应该说是越来越理性和开明。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近年来，新闻官司处于激烈上升势头，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官方机构和公务人员（甚至成阶下囚的贪官）为原告，起诉媒体及作者侵害名誉权。笔者总结为：多样性、普遍性、复杂性。更为严重的是，对实施正常舆论监督的新闻记者的打击报复的案例此起彼伏——诸如西丰县进京拘记者案，便是一起典型的权力报复舆论监督的恶性案例。

据中国记协最新的一份统计资料，1998年记协设立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者受害的投诉就超过四百起，十大危险职业排行榜上新闻记者名列前茅。于此境况下，媒体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存在的空间，记者不得不首先掂量手中的饭碗存在的时间。一些领导纵使欢迎媒体监督，但囿于法制层面的建设性脆弱，到头来舆论监督往往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而诸如仇和书记此等振聋发聩的声音，也完全可能被 “权压监督”之力追至墙角独自神伤。

这便有在一些地方，监督“老虎”最终还得先让“老虎”签字的怪事，对公权人的舆论约束作用堪忧。几十年过去，力造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制脚步快步迈上新台阶，似乎从不缺机会和典型事件，然而一起起权压监督的行为都可以最终毫发无损。所以我想：什么时候新闻媒体能有质问一下那些以权压人者“为什么”，并公之于众，我想，“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弃人民为耻”的新时代荣辱观就是建立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