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

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连续三次督促宽带提速降费。5月15日上午工信部公布全国网络提速降费总目标，同天下午，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先后宣布了具体方案；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速降费”备受热议，成为国家战略性话题，但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一蹴而就。为此，本刊记者以“提速降费”还有多远为主题，采访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培芳。

《国企管理》：当前，我国的宽带速率和资费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有线宽带和无线宽带的成本分别是怎样的情况？

杨培芳：宽带速率一个是接入的标准速率，一个是实际体验速率。从接入的标准速率来看，目前我国的宽带速率位于全球中等水平，体验速率更低，可能处于下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国的宽带资费，从每一个用户每个月交的钱来看是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宽带资费的高低涉及到计算方法的问题，一般提到的我国的宽带资费是国外几十甚至上百倍，是按照每一个比特（计算机专业术语，信息量的度量单位，为信息量的最小单位，由英文BIT音译而来，同时也是二进制数字中的位）来算的。因为国外比特高（即网速高），所以网费便宜。但是从每一个用户每一个月交的钱，中国是最低的国家之一。不应该用每比特的价格来算网费，应该看相同接入带宽每个用户每个月交的费用。所以应该改变收费方式，这样网费才能真正地降下来。按照我国7亿网民的规模，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应该比国际更便宜才对。

实际上，近十年我国上网资费每年都在下降，同时有线宽带和无线宽带的成本也下降。相对来说，有线宽带的成本下降更快，主要是光纤和集成电路技术进步很快。同时，有线电视也在搞光纤到户竞争，进一步促进价格下降。

无线宽带有一个频率资源的问题，成本相对下降得慢了一点。但是从长远来看，4G/5G无线宽带与WiFi无缝对接起来，最终两者资费要趋于一致。这个走向，就叫做FMC（Fixed Mobile Convergence），就是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融合，基于固定和移动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将提供更低资费的通信业务，让人人都用得起、敞开用，而不是一边上网一边看自己的流量还剩多少了。网费应该是大家用得越多越便宜，用到最后，费用不增加了，这样才符合“零边际成本”趋势。

但是，目前宽带基础建设的固定投入还是很高，在短期内很难收回建设成本，目前只能采取逐步下降的方式。

《国企管理》：5月15日，三大运营商先后宣布了各自具体的提速降费方案，对此您怎么看？运营商在提速降费方面是否尚有可调整的空间？

杨培芳：实际上我国的网费每年都在降，主要问题是收费方式不科学。费用的降低被复杂的套餐给淹没了，多数消费者体验不到。

另外，降费的另一个难点与我国的管理体制有关。作为国资委下属的重点央企，一方面三大运营商背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利润的目标，完不成任务则意味着业绩考核不过关；另一方面国家又要求他们承担农村边远地区普遍服务和许多公益性的社会责任，使得运营商一直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随着技术进步和“互联网 各行业应用”的普及，运营商在提速降费方面肯定有可调整的空间。现在亟待调整通信业的社会定位，改变对通信企业的考核方法。任何一项较大的创新，包括收费方式的创新，都要要承担短期的成本上升、收入下降的风险，然而长期看肯定是合算的。

《国企管理》：《意见》中提到“国资委要统筹考虑宽带网络作为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位，优化完善基础电信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是否可以作为解决“提速降费”和运营商KPI考核之间矛盾的突破口？

杨培芳：这仅能作为一个重要切入点。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在理论上搞明白，通信运营商究竟是公共性企业还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是应该完全开放竞争还是回归行政独家垄断？现在国际上争论得也很利害。

目前最关键的是需要对“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找到一种新经济理论来支撑。通信企业既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也不应该是独家行政垄断性企业，应该是“可竞争的新型社会化公共企业”。

30年前，美、英率先推出电信市场自由化改革，最近他们又兴起了一股回归行政垄断的思潮，实际上是在走弯路。英国想借助网业分离，让基础网路回到独家垄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则通过了“网络中立”方案，将互联网服务也纳入严格管制的经济范畴。但是英国基础通信网络回归独家垄断不一定能走得通，美国的网络中立的道路也不大顺利。通信业应该通过有效竞争和新型管制思路，逐渐去行政化、去资本化，成为协同共享的社会企业，这才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国企管理》：《意见》中提到“有序开放电信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

杨培芳：我讲过很多遍，这个行业不适合自由化的市场竞争，需要在新型管制下，形成一种有序、有限的竞争态势。有些专家提出的“合并三大运营商的同类项，把无线、宽带基础设施都统一到一个网络公司”，这种网络由一家公司垄断所有通信基础设施的办法也是不可取的。应该适当引进一些“鲶鱼”，通过“有序开放，有效竞争”促使运营商更好的服务社会。

现在虚拟运营商的介入，主要是帮三大运营商做转售，没有什么创新，不解决问题。更好的办法就是有一些新的互联网企业，进入到电信领域里边来。现在好多企业做WiFi，老百姓很欢迎，不用手机流量，这是对运营商很有杀伤力的竞争。这种“鲶鱼”效应，逼着三大运营商把移动通信和WiFi对接起来起来，一方面促进资费更加合理透明，另一方面也会让通信行业浴火重生。

《国企管理》：“真提真降”的难点在哪？有人说，提速降费重在打通“最后一公里”，对此您怎么看？

杨培芳：现在运营商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确是个难点，比如有的城市进入小区的无厘头费用比光纤宽带设备的成本还高，你在一些场站或者居民楼建个天线，也是漫天要价，说拆就拆。现在许多城市，一部分居民维权反对移动基站电磁污染，另一部分居民，又告状移动通信信号覆盖不好，让运营商左右为难。应该尽快出台新的《信息通信法》，从法律上明确，通信设施进场、屋顶建站的费用由全国统一规定赔偿标准。比如美国奥巴马总统亲自批复的宽带战略里就强调：光纤过路、挖沟、用楼顶设施等要全国统一价格。

而我国的电信立法30年未果，造成电信行业对用户权利保护、快速应用新型通信技术和数据业务、破除电信垄断等核心问题认识不一，监管部门的监管依据不充分。

美国宽带战略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释放频率资源用于宽带通信发展。而我国最好的频率资源大量闲置在广播电视部门。如果能跃过这个坎，把移动通信的带宽费用降到和固定的光纤带宽价格差不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无线接入还省了一段光纤到户的费用。

《国企管理》：5G就要来了，而我国的4G还没普及，3G的效能还未完全发挥作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国通信业的滞后发展？我国怎样才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杨培芳：在1G或者模拟移动通信时代，我国的网络一度很落后。但是到了以2G为标志的数字化时代，我们追上来了，也有了华为、中兴等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通信制造企业，总体上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问题是进入以3G为标志的宽带阶段以后，3G、三网融合这两个事情政府都迟迟不决，耽误了8-10年时间，加上我国的光纤到户初期阶段也是亦步亦趋，这三个问题使我们的宽带落后了。

但是我们追上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国市场巨大，出现了阿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通信设备制造在国际上也已经是一流的，虽然我们原创技术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在应用创新领域还是发展很快的。我认为，工业时代主要是靠制造业推动了服务和应用，信息时代要靠应用和服务拉动制造业创新。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国有可能通过应用的创新来反求核心技术，从而实现整个网络产业和信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