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没有价值”到“劳动具有价值”！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5周年而作

关柏春

今天，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日（1818—2023年）。马克思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

共产主义是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纪念马克思的最好方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并得出崭新的结论，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分工、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他生活在大工业时代，他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工业。然而，生产力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阶段（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了。但是，非常遗憾，马克思没有经历过后工业阶段，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社会的本质关系，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也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后工业阶段的特点他就无法做出分析和评论了。

很显然，大工业是以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蒸汽机运用于生产之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人的体力。在大工业阶段，因为蒸汽机的广泛运用，生产规模就越来越扩大，生产资料就越来越集中，就形成了很多上千人的大企业，就形成了一系列工业中心和现代都市。那时候，生产资料相对短缺，因而就成了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支配了生产，谁就占有了产品。在现实中，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因而就支配了生产，因而就占有了产品，而劳动者则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了一无所有者，为了生存他就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所得到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仅仅就相当于劳动力价值，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在这里，蒸汽机推动着机器运转，劳动者则成了机器的延伸部分，只能跟随机器的运转而活动，劳动者已经成了会说话的工具，资本家只要开动了机器就能消耗劳动者的体力和精力，就能吸干劳动者身上的最后一滴血。这时候，资本家的经营管理职能就由专门的职业经理人来承担了，他们本身已经被生产所排挤，他们靠“剪息票”生活，已经成了“多余的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6页）劳动者的命运就非常悲惨了，一旦被竞争所抛弃就会流落街头，就无以为生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把无产者与资本家推向了利益对立的两极，阶级矛盾就尖锐化了，于是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但是，后工业生产呈现了全新的经济规律。后工业阶段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而且一定程度上还代替了人的脑力。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生产规模就日益小型化，生产资料就日益分散化了。在这个社会阶段，中、小型科技企业就象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在这个社会阶段，物质资料相对就比较充裕了（国际市场游资充斥，国内储蓄率持续走高），而劳动资源则成了稀缺资源，尤其创造性劳动就更是成了生产的关键性要素，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比如，华为公司在世界范围内高薪招揽人才），这与大工业生产中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大工业阶段，劳动者成了机器的延伸部分，成了会说话的工具，劳动者只能跟随机器的运转而做机械运动，他原来掌握的技术已经一钱不值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劳动都成了简单劳动，都成了重复运动，劳动完全是被资本家所驱使的，是被机器所驱使的。此时，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活动也简单化了，他只要开动了机器，只要迫使劳动者跟随机器的运转而活动就能驱使劳动者付出体力和精力，就能每时每刻地，每日每月地消耗劳动者的体力和精力，就能吸干劳动者身上的最后一滴血。但是，后工业阶段劳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劳动者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据2021年的统计，我国大专以上毕业的劳动者达2.18亿，已经占到现有7.47亿劳动者的29.2%），都是“知识劳动者”，他们的劳动的显著特点是创造性。创造性劳动具体是怎样进行的，这是谁都无法预知的，不要说管理者无法预知了，甚至就是劳动者本身也是无法预知的。在实践中，某项科技成果需经成千上万次试验才能获得成功，有的经过成千上万次试验也未必就能获得成功。这时候，外部力量，包括机器的驱动或管理者的督促都没有意义，促进创造性劳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劳动者本身具有探索未知的天性，也有创造的欲望，这是劳动者本身具有的内在动能，管理者的有效工作就是发挥劳动者本身具有的内在动能，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劳动者就会鬼使神差般地进入创造性状态，也许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不知激发了哪个细胞，就会产出创造性成果。很显然，这时候劳动者与管理者就是共生共享共进退的关系，这与大工业生产中的劳资对立关系根本不同。在大工业生产中，劳资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只有榨干了工人的最后一滴血，老板才能占据支配地位并且发大财。今天则不然，现实中的经营者与员工是合作共赢，共同获利的关系。这时候，能否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就成了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最有效形式就是使劳动收入与每个人的劳动创造相关联，与企业的成长发展相关联。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聪明的老板都送给员工期权（比如，华为公司实行了员工持股制，这样的所有制形式将会日益成为普遍的形式），使企业的命运与个人的活动相关联，还为创新劳动的优胜者支付高额报酬，从而激发每个员工的创造热情。现在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是1867年发表的。那时候，是资本主义最黑暗的年代，德国的劳动时间普遍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达到了14小时、16小时，甚至还有更多的。今天，德国的劳动时间普遍都降到了8小时以下。除了法定的节假日之外，全年的劳动时间是200天，一共1356小时，平均每天不到七小时。据说，从明年开始，德国的成年男性公民可享受两周的带薪陪产假。劳动时间越来越短了。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工人一旦失业就流落街头，就无以为生了。但是，今天的德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从大工业到后工业，生产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类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能提供均等的社会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很多国家都实行了高额遗产税制度、累进所得税制度（不断地分配和再分配富人的财产），实行了现代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把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当作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很多国家都把人们的生活幸福当作追求社会进步的重要目标！

我相信，马克思如果面对今天的现实一定会得出很多崭新的结论。

那么，这是不是说今天的社会就没有矛盾了呢？不，今天的社会仍有矛盾，只不过矛盾的性质改变了而已。在大工业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需要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来解决，需要通过革命解决问题；而今天的矛盾则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比如你应当多得一些，还是我应当多得一些，多多少，少多少，这个矛盾需要通过劳动竞争来解决。（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

在《资本论》内，马克思曾经证明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则不是商品。他的结论反映了大工业时代的本质，因而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阶段，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今天的经济关系就完全不同了。雇佣劳动已经转变成了自主劳动，（参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380页）劳动力买卖已经转变成了等劳交换。（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0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1页）。我以为，今天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了，而劳动则采取了商品的形式。这里的关键在于，“劳动没有价值”转变成了“劳动具有价值”！（参见拙作：《简论劳动的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今天，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相比较已经相当进步了，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距离已经比较接近了！

关于劳动的价值，马克思曾经推论：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12小时劳动决定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页）但是，我的推论则完全不同。今天，我们每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都是八小时。但是，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比如，我的劳动质量就非常低，每天的八小时劳动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只有4小时甚至更少。所以，我的八小时劳动的价值就要由其中包含的4小时甚至更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但是，袁隆平先生就不同了，他的劳动质量非常高。他培育出了杂交水稻新品种，为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八小时劳动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16小时甚至更多。所以，袁隆平先生的八小时劳动的价值就要由其中包含的16小时甚至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看看吧，当我们这样说明劳动的价值时，哪里还有什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呢？

请问，在上述两种推论当中，哪种推论更加符合今天的现实呢？

毫无疑问，用12小时劳动决定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是有问题的。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马克思还会搞错吗？我敢肯定，马克思是不会搞错的，他那样推论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你知道他的道理何在吗？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直接就用12小时劳动决定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了。但是，我则不同。我曾不厌其烦的一再使用“可能”、“甚至”这样的字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是无法直接知道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页）既然是这样，马克思怎么能够肯定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就是“12”小时呢？

请问，马克思所用的这个“12”到底是怎么来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证明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我认为，弄清这个“12”是怎么来的，是理解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弄清这个“12”是怎么来的，是建立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弄不清楚这个“12”是怎么来的，在当代政治经济学面前那就等于还没入门呢！

所以，我认为弄清这个“12”是怎么来的就是对马克思诞辰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