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对《资本论》的种种误解（之六）

——今天，“劳动的价值”还是虚幻的用语吗？

关柏春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劳动没有价值。但是，它与今日现实恰好相悖。

在现实中，劳动者付出个人劳动，企业支付货币工资，这是我们社会当中最普遍，最基本的事实。它说明，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等价交换的形式。它就是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它说明劳动的价值已经客观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通过它就可以得出结论，劳动是具有价值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否认劳动的价值完全没有根据。确切地说，他们否认劳动具有价值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他们否认劳动具有价值的第六条理由也源自于马克思。是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像土地的价值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7页）需要指出，马克思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家时说这番话的。应当肯定，用这段话反驳古典经济学家是非常有力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确实没有价值，所以说“劳动的价值”这个说法没有现实基础，它空洞无物，因而就成了虚幻的用语。但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是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实际出发而提出“劳动的价值”的；应当肯定，他的主张客观反映了那个阶段的实际，因而是有其相对合理性的。当然，马克思从大工业阶段的实际出发指出它的问题的目的在于揭示大工业阶段工资的本质，揭示在资本主义工资现象背后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事实，这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很显然，马克思说“劳动的价值”是虚幻用语是针对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实际而言的，它是有时空条件的限制的，这是必须明确的。

很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与工场手工业阶段也有所不同。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本质关系就要重新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的价值”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所以它就具有了真实的内容。现在看来，马克思那段话反映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现实，在那个社会阶段“劳动的价值”确实是“虚幻的用语”。但是，用马克思的那段话反驳今天的劳动价值的观点就是不能成立的了。

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所以，马克思在那个时代说“劳动的价值”是虚幻的用语是正确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说“劳动的价值”是虚幻的用语就是错误的了。把马克思的那段话用于今天的现实，那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对立起来了。马克思的结论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不可能把它当作永恒的真理并运用于今天的现实。我们如果这样做，那就必然会把马克思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的价值”的观点，并证明了劳动力商品范畴，马克思的这一系列理论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则需要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我们认为，在今日现实中劳动力价值范畴已经成了虚幻的用语，相反，“劳动的价值”反倒具有了真实的内容。

理论是现实的反映，但现实在不断发展，所以理论也应当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认识是有它的理论源头的，我们认识今天的现实受到了前人的启发。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追寻理论源头，那就应当向前追溯。就是说，自从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前人对于商品经济问题，对于劳动价值问题就曾做过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我们应当珍视它们，应当继承它们，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态度，或许就能从中找到某种灵感，就能作为我们研究今日现实问题的某种启示。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斯密首先提出了“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等范畴，马克思所批判的也就是斯密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他的观点直接就能为我们今人所用，但是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今天的问题确实提供了某种启发。

比如，斯密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范畴。那么，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呢，是不是具有合理性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应当指出，斯密的认识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与那个时代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是一致的。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于1776年。那时候，工场手工业方兴未艾，还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劳动者与业主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劳动交换关系，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的观点就是斯密根据那个社会阶段的实际而提出来的。

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6页）应当肯定，工场手工业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性质，但它还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它还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还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所以，工场手工业仅仅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时期（从形式上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就本质关系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成熟时期）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有实质从属与形式从属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从属，到了大工业阶段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才是实质上的从属）。所以，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而大工业阶段则是资本主义的下降阶段。在英国，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80年时间，它从1760年开始，到1840年大体完成。这中间，即1825年，在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影响广泛的经济危机，紧接着就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三大工人运动。它说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已经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

这就是我们讨论“劳动的价值”问题的大的时代背景。

应当肯定，斯密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提出“劳动价值”范畴是有其相对合理性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者之间是平等的劳动交换关系，是公平合理的，这样就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还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所以，斯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符合当时的实际，也符合历史的要求。

大家都知道，工场手工业是从手工作坊发展而来的，它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同时，它又是从手工作坊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过渡阶段。应当肯定，那时候工场主（小老板或小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是从无到有，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最初，工场手工业不过就是手工作坊扩大了生产规模而已。手工业者如果一个人独自生产经营，那他就是独立手工业者。但是，如果他招收徒弟，或者带领帮工，三、五个人或者五、七个人合作生产，那他就形成了手工作坊。在手工作坊当中，往往都是子承父业，师徒往往就是父子，扩大生产规模往往也就是另外再请两个帮工或者再招几个徒弟而已，他们往往也都是乡邻或者亲友。徒弟在学徒期间没有收入，但是也不交学费，有的师傅还提供食宿条件，到了帮工这个阶段就有些收入了，再经过两年历练，再经过考核就能上升为师傅，就可以另立门户了。这时候，自己就可以招收徒弟，带帮工了。这就是手工业者从徒弟上升为师傅的身份提升过程，也是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在这里，他们的身份是能够提升的，相互间的层级又是可以转换的，所以又可以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是平等的劳动交换关系。当然，因为处在封建文化的笼罩之下，相互之间也包含了人身依附关系（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也充满了关爱和温情，相互之间还是比较和谐的。

很显然，工场手工业是从手工作坊发展而来的，但它与手工作坊又有所不同。手工作坊有个规模的限制，它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而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则会不断扩大，是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当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也会受到限制（封建行会的限制），但是一旦采取了机械动力它的发展前景就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了。

毫无疑问，扩大生产规模是以积累生产资料为前提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的积累就会越来越多。不过，那时的生产资料都非常简单，很多都是自制的，所谓的生产资料不过就是手工工具和生产场所而已。那时候，每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他们与农业经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还有一小块土地），所谓的积累不过就是储存了较多原料，生产场所更加宽敞一些而已。但是，有了积累生产资料就比较多一些了，而且是为工场主所有的。很显然，有了积累，工场主所得的就会多一些，劳动者所得的就要少一些，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积累与劳动者的利益会有矛盾（这种矛盾不过就是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矛盾而已）。但是，积累首先是生产力发展本身的需要，随着生产资料的日益积累生产力水平就会越加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相应的也就提高了，也就是说即使有些积累对于劳动者也是有利的。所以，积累与劳动者的利益又有一致性。但是，两者之间终究还是有些矛盾，因为积累越多，劳动者的所得就越少。因此，劳动者也曾争取过自己的利益，甚至还进行过有力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是以肯定积累为前提的，他们的斗争不过就是要求降低一些积累率而已，他们并不反对积累本身。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工场主与劳动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比较复杂的社会矛盾当中还处于次要地位。当时，封建主义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封建主义行会制度还在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地方之间的隔阂也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形成了严重的障碍。所以，那时候工场主和劳动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还隐藏在他们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当时的历史阶段提出的要求是，劳动者和工场主之间要相互包容，要相互团结，他们应当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并且推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这就是那个时代社会运动的主流。

由此可见，工场手工业内部存在矛盾，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就是斯密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当土地和资本集中以后其中的交换关系就变化了。（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3页）但是，工场手工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因而就使所有参与其中的都获益了，至少比原来的收入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当然，其中的利益分配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即使都获益了，获益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因为或多或少的都获益了，所以就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所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即使在其中吃了亏的一方对于工场手工业这种新兴生产方式也都采取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2—163页）

斯密提出劳动商品的观点就肯定了工场手工业内部是等劳交换关系，它是平等合理的。很显然，这对于巩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团结，对于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是有利的，所以他提出劳动商品的观点既符合当时的实际，也符合历史的需要，因而就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斯密提出劳动商品的观点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所以他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阶段即使发现交换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了也不可能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我们都知道，劳动力商品范畴是马克思在大工业阶段提出来的，马克思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进入大工业阶段之后，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就被剥夺了，成了一无所有者，这时候他就只能委身于机器之旁，随着机器的运转而进行机械操作，他的技术就一文不值了。不仅如此，女工和童工也参与到劳动岗位的竞争中来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就被压到了最低限度，劳动者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马克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的，之后就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从而就为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很显然，马克思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的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工场手工业内部既不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也不存在剧烈的革命因素，所以斯密也就不可能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

然而，马拥军教授却认为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力就成了商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从工场手工业的现实中概括出来的，而是把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商品范畴移植过去了。但是，这样移植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不符合当时的要求，强行移植过去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反倒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生产关系的倒退等一系列消极后果。

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而且认为工场手工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所以他就把劳动力商品范畴运用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去了。应当肯定，这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封建性的行会制度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行会制度也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劳动者本身也在极力抵制资本主义的剥削。那时候，熟练劳动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工场手工业依赖于熟练劳动，所以那时候的老板普遍都感觉到劳动者的技术越熟练就越任性，就越加难以驾驭，想要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工场手工业只是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剥削制度准备了起码的前提，但距离真正的资本主义剥削还有相当的距离呢！然而，工场手工业无法阻挡技术的进步，一旦现代动力机器进入工厂，“阿克莱建立了秩序”，（阿克莱是现代资本家，他创建了现代工厂制度。所以，他在这里就是现代工厂制度的象征）真正的剥削制度就建立起来了。（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6—407页）但是，这都是后话了，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封建主义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与业主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还隐藏在他们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把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范畴付诸实践，那就会导致工场手工业的破坏和瓦解，那就不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而是推动历史车轮倒转了。

那么，马克思会这样做吗？我敢肯定，马克思绝不会这样做。马克思是革命家，但他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家，他不可能推动历史车轮倒转。实际上，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并且其内在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之后才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才提出剩余价值理论，才提出革命主张的，也只有在这时提出革命主张才恰逢其时，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

所以，斯密主张“劳动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斯密也认识到到了工场手工业的后期阶段，当土地和资本发生了集中以后，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将转入到大工业阶段的时候，劳动交换关系就发生了改变，就不再是平等的劳动交换关系了。应当肯定，斯密的这一认识还是有其科学性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工场手工业的初期阶段他们的“劳动商品”范畴就是一个虚幻的经济范畴。

当时，工场手工业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也都提高了。但是，那时候封建主义势力仍然存在，行会制度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地区之间的隔阂还在妨碍商品和要素的流通。那时候，劳动者与业主之间也有矛盾，但是这种矛盾还隐藏在他们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所以，劳动者与业主之间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就成了那个社会阶段社会运动的主流。应当肯定，斯密的主张符合当时的实际，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客观上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相反，如果象马拥军教授所主张的那样，从现实意义上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范畴，当时就揭示劳动者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唤起劳动者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那就必然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破坏和瓦解，那就必然会使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倒退到封建主义，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了。

任何认识都是相对的，就是正确的认识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是正确的，随着世事的变迁甚至还有可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古典经济学家主张“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的观点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是正确的。但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都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甚至到了大工业阶段仍然坚持这样的主张，这样就有问题了。实际上，斯密本人就已经注意到了土地和资本集中之后，交换关系的性质就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劳动价值”的说法只有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即工场手工业的初期阶段才是有其合理性的。应当肯定，斯密根据情况的变化他就发现交换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符合辩证法的精神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所以，对于斯密的认识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对于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范畴，我们也应当这样看。马克思批判“劳动价值”范畴的目的在于证明劳动力商品，但是劳动力商品也不是永恒的范畴，它仅仅在大工业阶段才是正确的，如果把它运用到其他社会阶段，那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今天学习前人的著作一定要采取辩证的观点，或者说我们本来就应当采取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斯密的“劳动商品”、“劳动价值”观点和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范畴和劳动力价值范畴。因为它们都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是正确的，而不可能永远都是正确的。特别在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时，还能说“劳动价值”范畴是虚幻的用语吗？所以，我们认为在今日社会现实当中劳动力商品范畴、劳动力价值范畴已经成了虚幻的用语，而“劳动商品”、“劳动价值”这些范畴反倒具有了真切的内容。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

丹麦人富裕，人均国民收入5.52万美元，全球排名第八位(2021年)。在这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是一个没有穷人，近乎完美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弱势群体与富人同样都会受到尊重。丹麦贫富差距为世界第二低，仅次于阿塞拜疆。

丹麦在全球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中，名列快乐国家榜首。

丹麦人遵守社会诚信规则，人们在无人售货摊位买东西，只需拿了商品后投钱到摊位旁即可，丹麦父母把内载婴儿的娃娃车丢在路旁，自己跑进店里购物或喝咖啡。他们不怕小孩被偷、被绑票，因为社会的互信度极高，福利完善，人们无需争夺资源……

丹麦人非常无法容忍政府官员贪腐或享有特权。举例而言，2005年5月，丹麦爆发了低阶移民官员收受中国留学生贿赂丑闻，其中一件贿赂金额约七万五千人民币，竟被称为“丹麦三十年最大宗的贿赂案”。就连丹麦皇宫，也必须遵守法律并维持简朴生活。皇宫为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观朴素，四栋建筑分别为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与王夫、王储、二王子以及宾客的住所。民众与车辆可自由穿梭在四栋小楼之间，相当平等与亲民。那里没有武装警戒，也没有护栏隔离，那里人来人往，一片祥和景象。

在丹麦，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社会福利与免费教育。

丹麦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不仅如此，读书还可以领钱，十八岁以上学生可以领生活津贴。在这里，即使读私立学校，政府也补助75％的经费。在丹麦，进私立学校不是象征贵族，而是为了学习特殊才能如艺术、体育，等等。

在这里，职业不分贵贱，没人后悔入错行。丹麦副总理为农校出身，部长中不乏高中毕业生，但通过终身学习，他们同样也可以治国。当农夫也好，当工匠也罢，都会受到尊重，这就是丹麦的价值观念。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丹麦是典型的“三高国家”——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所得税率高达50－70％。这些税收被大举应用在社会福利与教育上。根据OECD统计，丹麦的社会福利占政府支出的29％，是OECD国家中的第二高；各部门教育支出近GDP的7％，为CECD国家中的第一高。

这是一个既吃大锅饭而又有竞争力的国家。丹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叶片公司、船运公司；它的生物制药，工艺与设计都闻名全球；其猪肉、培根与火腿、草地与草种等农牧产品，市场占有率均居世界第一。

挪威人口492万，人均国民收入7.599万美元，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

目前，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挪威是社会主义程度最高的一个。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男女平等，这在挪威似乎习以为常，不论在政治生活、事业、家庭等等方面女人与男人相比都毫不逊色。二是财富平均，贫富差距极小。挪威的税费是根据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确定的，而针对富人的个税征收更是高得惊人，收入200万美金的实际到手的只有54万，其中个税就占了总收入的45%。

挪威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均富，全民医疗，教育免费，高福利。

芬兰人口大约550万，人均国民收入4.458万美元，居世界第14位（2021年）。芬兰目前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据报道，芬兰新任女总理桑娜·马林（Sanna·Marin）呼吁施行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新制度鼓励芬兰国民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桑娜·马林认为，新的工作制度将会使员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北欧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几乎都由国家“包”起来了，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涵盖了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等各项内容。北欧国家没有高楼大厦，人们穿着朴素，开着旧车，吃着简单的食物，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也没有超级奢华的消费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如果有人主张上述国家还在买卖劳动力，我是不会相信的。

可能有人会说，北欧还在实行私有制。是的，他们那儿还是私有制。但是，这在我们这里也许还是问题，但是我觉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有制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是的，我们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我们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了私有制就能建立起和谐清朗的新社会。但是，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可以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想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就能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比如，马克思就曾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可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被一定的生产力所决定的。那么，在当今时代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呢？我们今天处在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的时代，我暂且称之为后工业时代。我以为，按照马克思的推论逻辑就应当说，计算机产生的应当是以知识精英为首的社会。

那么，这个时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应当是什么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资本家把人当成了工具，当作机器的延伸部分，通过机器的运转就能迫使劳动者做机械运动并付出艰辛的劳动，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当今时代，电子计算机已经普遍应用，劳动都是复杂劳动，这时候就必须把劳动者当作生产的主体，当作共同事业的开创者，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把事业做大、做强，才能创造非凡的业绩。

公有制的所有制理想是从大工业时代的种种社会问题中推论出来的。当初的论证逻辑是，到了大工业阶段，生产已经社会化了，但生产资料却仍为私人所有，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各个企业的生产都是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却没有计划，所以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就难免会失衡。同时，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把剩余价值资本化，同时还要把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压到最低限度，这样就生产了越来越来的商品，民众却无力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于是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且与生产资料的更新周期相对应而周期性地发生。于是，我们就设想一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按照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就都消灭了。应当肯定，这个推论是没有错的。但是，简单地实行“一大二公”式的全盘公有制就有问题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必要实行全盘公有制。另外，要实现全盘公有制是需要条件的。这就是，1、高度发达的生产力，2、充裕的物质生产条件。（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回头看，那时候对于大、中型企业，还有土地、矿产、江河、山林、粮食、煤炭、石油、电力、铁路、码头、航空、海运、银行、税务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煤、水、电的供应等等实行公有制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那些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小、微企业也都采取公有化措施就没有必要了。实际上，只要把主要生产领域的经营活动掌握在国家手中，然后再通过它们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就能使整个社会都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劳动者就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了，我以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这时候，生产资料的资本本性就被消灭了，因而也就没有必有强调全盘公有制了。

实际上，马克思主张消灭的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不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比如，象理发店，裁缝铺之类的小型企业有必要实行公有制吗（作为私人企业其管理成本几乎为零，但是一旦转为公有制企业其管理成本立马就会上升）？实际上，因为简单化地理解了公有制，由此引发了很多问题。比如，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之后，北京烤鸭和东来顺等等这些老字号的产品质量就下降了，口碑受到了质疑。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陈云等领导的注意。因为从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优越性？实际上，简单化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引发了一系列问题：1、企业的新领导由谁任命，如何激励？2、对于企业领导如何监督，监督成本有多大？3、经营能力如何，经营破产了怎么办？原来的那些经营者几乎都是代代相传的，积累了多少代人的经验，新任领导的经营能力如何，能保持原来的经营水平吗？4、新任领导能否自律，他监守自盗或者挥霍浪费怎么办？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是有其道理的，但是我们把公有制理解成“一大二公”式的全盘公有制就有问题了，其中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应当肯定，在大工业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人们的需求也比较简单，这时候采取批量化生产，计划供应的办法（凭票供应）还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电子计算机日益广泛的应用和网络的普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就需要个性化产品了，这时候消费者与生产者就直接对接了，很多产品的生产直接就是满足需要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再单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生产就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了。

在这里，对于社会的分配问题也需要做些分析和说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遭遇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我们一直都主张按劳分配，但在实践中却始终也没有很好地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现在看来，其关键问题就在于一直也没有解决“劳”的计量问题。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首先就必须解决“劳”的计量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劳”的计量问题才能按劳分配，否则不解决“劳”的计量问题怎么可能按劳分配呢？可见，解决“劳”的计量问题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条件。那么，如何解决“劳”的计量问题呢？过去，国家直接决定工资导致了普遍的平均主义。后来，我们又主张由企业自主分配，但结果却导致了差距悬殊和平均主义双重问题，其具体表现就是高管自定高薪，与员工拉开了过大差距，而员工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却仍然无法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无论国家直接决定工资，还是企业自主分配，其实质都是排斥市场的直接分配，它们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无法解决“劳”的计量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劳动者付出个人劳动，企业支付货币工资，这是最普遍最基本的事实。这一事实说明，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等价交换的形式，这就说明劳动的价值已经客观地反映出来了。在这里，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是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它应当以劳动的价值为基础，应当通过竞争过程形成。当然，通过竞争过程形成的工资难免就难免会发生波动，所以它就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反映价值。但是，这是价值实现的必然形式，而且通过波动过程价格就能趋近准确地反映价值。改革的经验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劳”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得到趋近准确的计量，所以只要充分开放了劳动市场，从而能够使劳动者展开充分的竞争，那么“劳”的价值就能得到趋近准确的实现，多劳的就能多得，少劳的就要少得，从而就能比较充分地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了。

应当指出，在大工业阶段，多数劳动都是体力劳动。那时候，对于劳动差别问题通过直接观察也是能够得到解决的。比如，甲劳动者体力比较强，乙劳动者体力比较弱，同在四小时时间之内，甲装满了一车石料，乙只装了半车石料。那么，我们通过直接观察就能知道甲比乙强一倍。但是，到了今天，当电子计算机普及之后，脑力劳动就成了普遍的劳动形式，这时候通过直接观察就无法解决脑体劳动的差别问题了。比如，我作为教师仅仅就是照本宣科，讲课水平一般般。但是，“微信之父张小平”的劳动就不一般了，他的劳动具有创造性，为整个社会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态，那贡献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劳动价值比我的劳动价值不知要高出多少倍（2021年年薪3个亿），也许高十倍，百倍，甚至千倍都不止！面对这样的劳动差别，通过直接观察就解决不了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通过竞争过程才能解决。（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

应当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很可能有一百个缺点，一千个缺点，甚至有一万个缺点，但是它有一个关键性的优点，即通过市场评价“劳”，从而发挥了工资的激励功能，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促使人们展开了劳动的竞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可能有一百个优点，一千个优点，甚至有一万个优点，但是它有一个关键性的缺点，即排斥市场，主观评价劳动，结果导致了普遍的平均主义，妨碍了人们的积极性，促使人们展开了偷懒的竞争。（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这样，社会主义怎么可能体现出优越性呢？所以，两大阵营对峙的结果就是差距越拉越大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又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然后又缩小了差距。其关键就在于，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市场评价劳动的作用，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

当然，我们应当肯定，当年厌恶和憎恨私有制是有其道理的。我们之所以那样厌恶和憎恨私有制，其原因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独自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这样资本家凭借独自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生产关系就能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后，资本家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资本化，并且生产了越来越多的商品，同时又把工资水平压到了最低限度，使普通民众无力购买生活消费品，所以就必然地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结果使企业破产了，使银行倒闭了，使工人失业了，人们就无法维持生存了，给社会和民众造成了种种灾难和痛苦。但是，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因为普及了网络，生产厂家与消费者之间就直接相连了，产品的生产直接就是满足需要的，这样就消除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在普遍实行“四条”（即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最低工资法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很显然，前两项制度是不断地分配和再分配富人财产的制度，后两项制度则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制度）的条件下，富人的财产就受到了相对性限制，劳动者的利益就得到了基本的保障，这时候生产资料也就无所谓公有还是私有了。比如，北欧那些国家的生产资料虽然仍为私人所有，但它们实质上已经与劳动者直接结合了，它们运用于社会化生产过程中，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在生产中只是作为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不再发挥资本的功能了。当然，它还不是公有的，但它也不是私有的，它在客观上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社会，所以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具有了社会所有的性质。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时候为谁所有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再说劳动力价值范畴就失去意义了，相反，“劳动价值”范畴反倒有了真实的含义。

在以往，生产资料就是生产资料，它仅仅就是生产工具或者生产的物质条件。比如，小农的私有土地，它不过就是小农从事种植活动的物质生产条件。再比如，手工业者的生产工具，它不过就是从事手工劳动的物质生产条件。然而，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的过程，小农的土地就被剥夺了，小手工业者就破产了。总之，他们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到了少数资本家手里，而自己则成了一无所有者。在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资本家就能不断地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劳动者则日甚一日地陷入困难境地，以至无法按照目前的生活状态继续生存下去了。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因为实行了“四条”社会就能不断的分配和再分配富人的财产，在这样的条件下某些经营者仍然能够占有和支配一些物质生产资料，这就说明他们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在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竞争中胜出了，这就证明他们确实具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的能力。比如，任正非，马斯克等等。同时，今天的财产都社会化了。在今日社会条件下，更多的劳动者都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具有创造性，今天的公司为了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都把他们的收入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捆绑在一起了，比如有的雇员就是公司的原始股东（参与了初创时期的集资，成了利益共同体），后来的加盟者也持有了公司的股票，所以公司的股份都为员工所持有了，这里的财产都分散化了，都分散到了广大劳动者手里。当然，成功的经营者占有了较多的股份，但是他们也不必占有过多，他们只要占有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就能支配和使用较大量的生产资料。比如，任正非个人大约只占华为公司总股份的1%左右。很显然，今天的财产占有形式是经过一系列历史变化过程而保留下来的，这就说明这样的财产占有形式是有其相对合理性的，是适应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我们认为，这里的生产资料不是公有的，但也不是私人垄断性占有的，它运用于社会化生产过程中，是为社会化生产服务的，最终能够为广大劳动者带来利益。实际上，它已经突破了私人垄断占有的性质，它已经社会化了，在生产中只是作为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不再发挥资本的功能了。这时候，生产资料不管为谁所有，它的数量越多，技术含量越高，它就越加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就越加能够为劳动者带来更大的福利。

很显然，今天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公有的，但也不是私有的，它在更高级的形式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其实质就在于，它不再发挥资本的功能，而仅仅成了生产资料，又回归到了它本来应有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性质。这样的财产占有形式，必然会使它们为社会生产提供有效的服务，能够达到财产效用的最大化。这些财产为任正非，马斯克等等所有，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只有为他们支配和使用，才能够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否则，如果让我支配和使用这些财产，或者让我剥夺了这些财产，那很可能就是不幸的事了。由于我的能力或者品质的原因，很可能会导致下述两种结果。第一，生产经营失败了，使财产遭受了损失；第二，经营成功了，获得了较多收入，但却又被我给挥霍掉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创造的，因而就难免会发生崽卖爷田心不疼的问题！实际上，经营成功只是一种可能性。我本来并没有那方面的管理经验，也没有经营管理的志向和爱好，怎么可能经营成功呢？所以，我经营失败是大概率事件。相反，让任正非、马斯克等等那样的科技精英占有生产资料并让他们经营管理才是最合乎今日现实的要求的。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具有了网络生活的物质基础。5G网络打破了大众数据传输的瓶颈，量子计算和存储的实现必将会导致全世界大众数据一体化的完全实现，大众数据一体化又将会导致全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个性化生产，并且直接就能满足个人的需要，社会的收入和分配也将会透明化。所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成了越来越可接近的生活现实。

本文说到了劳动商品、劳动价值这些范畴，这就涉及与斯密所用的“劳动商品”、“劳动价值”范畴的异同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在《劳动商品性探讨》（《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4期）已经做过说明，所以在此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