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泰安县长张振声著《岱南集》：兼说《定泰山为国山刍议》翻印者徐瑞祥 新浪 国学网 网易 搜狐

（选自马东盈著《泰山国山论：民国文献释读》一书）

在泰山中路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稍北的一块巨石上，刻着一首四言诗《泰山高》： 

五岳之长，举世所尊。巍巍日观，荡荡天门。青徐俯跨，星斗仰吞。左襟沧海，右带昆仑。群峰罗列，视若儿孙。苍然万古，与国并存。

乙酉春，黄县张振声撰。 

据刻石末尾所署时间名号，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之制作。字面高140厘米，宽80厘米。诗文6行，满行12字，字径10厘米，楷书。 

诗的作者“黄县张振声”，是最末一任日伪泰安县长。

张振声，字心言，民国山东黄县（今山东龙口）人。其父张子蘅(一作子衡)，民国成立后曾任黄县劝学所长。[①]张振声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为黄县在京学界领袖。曾任黄县旅京同乡会会长。《龙口市简志》载：“1921年5月1日，黄县旅京学生在中国大学召开了旅京学会筹备会。到会者非常踊跃，会上众推张振声为临时主席，选出5名起草委员。5月8日，在中国大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北京大学毕业后，张振声先后任山东邹平县知事、范县知事。后任日伪泰安县长。

汉奸县长的《泰山高》，词语上看慷慨激扬，掷地有声，但正和他对于日寇侵略者投怀送抱形成巨大的反差。而张振声对他自己的这首诗十分看重，勒铭泰山，想的是流芳百世。不但如此，这首诗还被当时的泰安学校作为歌曲传唱。《岱南集》卷三《诗稿》收录其《儿童唱歌》云：“儿童多少待甄陶，品欲端严气欲豪。偶制诗歌偏入调，满街听唱《泰山高》。”诗末自注：“首篇《泰山高》已勒岩石，音乐家复谱为歌曲，各学校学生无不娴熟，登山游行，多唱之。”

《岱南集》四卷，泰安市博物馆藏民国三十四年（1945）石印本原本版权页上赫然印着这样一行字：“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中浣泰安县士民同刊。”民国泰安学者王次通（1900～1948）《茹荠秘记》卷下叙其宦泰之丑行云：“（张氏）连署两县任，以道秘书升县掾，……后则专事风雅，舞弄文墨，泰山题诗，阿谀者谱为歌，令各校学生歌之。后将在泰公牍诗联用岱人公资印行，自列攀辕卧辙之流，真不知其丑者也。”

对于汉奸张振声的这本《岱南集》，同为泰安学者的徐瑞祥却有不同的评价。《岱南集序》，出自徐瑞祥之手。

徐瑞祥（1900-1972），字芝房，又名守揆、字揆予，泰城西门里人。据新编泰山史志著作介绍：徐瑞祥小学毕业后，进菏泽省立六中读书，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学习期间，正值西风东渐，旧文化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于是大量阅读中西典籍。他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认为只有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发展教育事业，才能启迪民智，使国家富强。1927年北大毕业后，先后在临清二中、菏泽六中、济南一中任教。30年代初，梁漱溟在邹平创建“台村建设研究院”，被梁推荐为乡建指导员。1933年暑假徐瑞祥返回家乡，任泰安师范讲习所（后改为乡村师范）校长，直到“七七”事变。他待人和蔼，循循善诱，奖掖后学。时常召开学生座谈会、辅导会，质疑问难，同时加强课业指导，严于督责，深受乡里赞誉。学生不少成为泰安教育界骨干力量。在这一时期，他注重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在校内设地方文献征集室，翻印《孙明复小集》《徂徕先生集》《泰山道里记》等书，发给学生阅读。并著有《中国社会问题探原》和《怎样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徐瑞祥是《定泰山为国山刍议》的翻印者，并一度被误传为作者。因此他对于“泰山”“国山”的可能论述，曾经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1933年2月，易君左、王德林在本年的《江苏教育》1-2期合刊上发表了《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一文。1933年10月，徐瑞祥主持翻印了这篇文章。此文原本长期不为人知，被误传为出自徐瑞祥之手。2009年末，本文的翻印本在泰安重新发现，误传得以澄清。但是，徐瑞祥是当时这篇文章的翻印者，却是事实。然而，徐瑞祥为《岱南集》所写的序，却对汉奸县长多有阿谀吹捧之词。《岱南集》序云：“昔欧阳永叔记韩魏公书锦堂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我邑侯心言先生尤不动声色，而策泰山之安，且可以安天下者。泰山位吾邑之中，近数十年间，沧桑陵谷，不安已甚，举《鲁颂》所谓岩岩者，竟视若无足轻重。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亦良可慨矣。侯以北京大学校法学士，历署邹平县、范县事，学识、经验固属至深，其封翁子蘅先生，以胜朝拔萃，筮仕鄂疆，家学渊源，亦复甚远，故发为文章，蔚为政事，能合儒林、循吏两传而一之。讲教育，则桃李荣矣；言治安，则萑苻去矣；课农惠商，则桑麻遍野、槐市连云矣。凡百设施，莫不为岱宗生色，而激扬风化，山水辉光，尤有以使千岩愈形其高，万壑愈显其深者。且学养兼到，不矜才，不使气，干戈纷扰，则从容处之，而事无不理；闾里叫嚣，则镇静抚之，而民无不安。物力多艰，持之以俭约；机心难1，御之以宽和。祸消无形，薪徒曲突，功虽至钜，尚不欲显以示人。每日公余退食，精研书史，别有会心。凡古今成败得失，无不豁然于胸中，以学术融吏治，异乎簿书期会之政矣。学者服官，断非民社初膺，即自炫生杀之权，妄纵溪壑。浴者所能望其项背，每出一言，发一令，至诚恻怛之意流露于字里行间，地方人士莫不珍重传诵，以侯福星，亦文星也。特汇为一册，付诸劂，藉彰循绩。虽才高制锦，佳构别多，但作自他处，遽难搜采。其簪毫道署，藻擒芬扬，则以吾邑为分巡首善之地，未可遗珠。编次既成，属余为序。余与侯燕京共砚，相知甚深，今以文字精华，作甘棠遗爱，亦何容辞。侯姓张氏，黄县人，心言其字也。奋燕许之巨笔，恢龚黄之政声，岂第安泰山而已哉？苟得尽其才、安天下可矣，惟余栖息林下，先以安泰山者引以为幸耳。”序末署“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中浣，同学弟泰山徐芝房揆予拜撰”。 

据《岱南集序》，徐瑞祥与张振声为北大同学。《岱南集》卷三《诗稿》收有《访徐学长芝房不遇》：“闻道晨游去曳筑，绿杨门裹水淙淙。园有泉。隔桥再向奚奴问，能到云山第几峰。”由此，徐瑞祥委身于日伪政权，有其客观因素。但甘心侧身汉奸政权之列，却令我们深感惋惜。《岱南集》卷四《联语》又有《赠徐学长芝房联》：“少放言论惊世俗；多栽桃李傍名山。”这也透露出，徐瑞祥毕竟和张振声是有区别的。也许，我们应该给予更多同情之理解。

《岱南集》留下了一个日伪泰安县长的泰山行踪记录。相关述评详看马东盈撰《岱南集》点校前言。

（感谢泰安市博物馆赵桂芝老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