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至28日襄樊纪行（十）：考察习家池及习氏宗祠

　　9月27日上午，考察古隆中后，再考察习家池及新修的习氏宗祠。

　　习家池，又名高阳池，位于湖北襄阳城南约五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史载为东汉襄阳侯习郁仿范蠡养鱼之法所建，习郁后裔、东晋著名史家习凿齿曾隐居于此，读史诵经，所著《汉晋春秋》洋洋洒洒54卷。自汉晋以来，就成了襄阳市南郊的游览胜地，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是襄阳市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 

　　习凿齿(？～383)，字彦威，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广闻，以文笔著称，谈名亦称著一时。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亦为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初为荆州刺史桓温的别驾（有「刺史之半」之称。）桓温北伐时，也随从参与机要。后桓温企图称帝，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制桓温野心。因忤桓温，迁为荥阳太守。不久辞职归乡。习凿齿亦精通佛学，力邀著名高僧释道安到襄阳弘法。亦在我国佛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前秦苻坚攻陷襄阳，将凿齿和道安法师二人接往长安，说：“朕以十万师取襄阳，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因习有脚疾，故称半人）”[1]后襄阳为晋室收复，习凿齿被征以国史职事，未就而卒。习凿齿有三子：习辟强、习辟疆和习辟简。其中长子习辟强，才学有父风，元兴元年位至骠骑从事中郎。见《晋书．习凿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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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家池发现《习池四贤祠记》碑（作者：嫁与东风，http://tieba.baidu.com/f?kz=790133147）
　　4月底，笔者随民盟襄城总支来到习家池。习家池正在扩建，我随意来到一间工房里，看工人们在木板上雕着繁复富丽的云头。忽然发现墙角工具箱下露出一角石碑来，搬开工具箱，拂去灰尘，见此碑石质清亮，字迹清晰，碑已断为两截，询于工人，答是在旧屋拆除时发现的。碑文曰《习池四贤祠记》，作于道光六年，粗粗读下来，只觉文字平易、记载详实，有事实、有见解，更难得的是书法挺劲秀美，刻工精细流丽。碑虽裂为两截，但文字无损。碑为横置款式，宽1.13米，高0.4米，厚0.155米，竖排61行，行17字，共1025字。
　　一、习池四贤祠记碑文
　　笔者为习池四贤祠记碑拍了照，根据照片，对照光绪版襄阳府志及相关文献，整理碑文如下（标点分段为笔者妄为）。
　　习池四贤祠记
　　高阳池西旧有祠，不详所祀，惟志载，明嘉靖间，副使江汇建习、杜二公祠于池上，祀晋习凿齿彦威、唐杜甫子美。然仅详古迹，不列祠庙专条。
　　本朝康熙七年，总戎杨公来嘉重建高阳池馆。乾隆五十八年，守道王公奉曾修池及祠。凯以道光五年春游池上，见池畔古屋三楹，半就倾圮，中奉栗主二，为晋山简季伦、汉习郁文通，中设释氏像。急命僧扫除，去其像。江副使碑已失，杨王二公碑犹存，一卧池侧，言亭台花木之盛；一嵌祠壁，言池之修广兴废，而皆不及祠。何祠之无专祀也？
　　凯既与缙绅父老浚池以广水利，为文记之。习氏子姓邑庠生道彰愿鸠族醵金萁祠，祠成，请所祀，凯曰，习生之志尚矣。礼，圣王之制；祀，典也，其道有五：曰法施于民，曰以劳定国，曰以死勤事，曰能御大灾，曰能捍大患。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池凿自文通，传于季伦，其祀宜也。江副使之祀习、杜，义将何据？若云彦威习氏之贤，则习氏之宜祀者众。子美，乡贤也，越齐赵秦蜀间，晚年，自夔下峡抵江陵，遇乱而返，终耒阳，未尝至此池，胡为祠于池上？岂以故里相近欤？惜其碑已没无可考，谨为稽之于史，证之于礼迹。其生平功业有合祀典者，定专祀焉。
　　首宜祀晋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荆襄交广四军事节镇襄阳山公简，公始以仆射领吏部，上疏令群臣各举所知，以广贤路。及镇襄阳，多惠政。当四方寇乱，朝野危惧，刘聪之入洛阳，遣督护率师赴难；继屯夏口，招纳流离，江汉归附；五马南渡，晋室复兴，非公保障荆襄而能之欤？礼所谓以劳定国者是也。次宜祀汉侍中襄阳侯习公郁。公佐光武中兴，位列通侯。开池效范蠡种竹养鱼法，虽园亭之美盛于一时，而灌溉之利实贻万世。非所谓法施于民者欤？次宜祀汉赠邵陵太守零陵北郭都尉加裨将军习公珍。公仕后汉，当孙权袭据荆州，约樊伷举兵，不克。权将潘浚攻之，招降不从，曰，受汉厚恩，当以死报。会箭尽，以身殉焉。非所谓以死勤事者欤？次宜祀晋荥阳太守习公凿齿，公为恒温从事，见温觊觎非望，著《汉晋春秋》裁正之。及见简文帝，谓温曰，得未曾有。虽大杵温，而温志亦由此沮，后虽废海西，终其身不敢肆行篡弑者，公之力也，非所谓能捍大患者欤？宜书栗主，春秋祝之于祠。或谓：山公当干戈扰攘之际，放情高逸，不屑事事。不知山公之镇襄阳，务在安辑其民。设当晋武之初，其静镇何异羊巨平，而乃心王室，匡救其灾，惟谢安有同心焉。况勤王一举，实越石士雅之先声也。又谓：山公，晋人也，不宜先习氏。夫山公，名宦也；习氏，乡贤也。乡贤，主也；名宦，宾也，主宜由宾。通志列名宦于乡贤之前，礼有可据。又谓：习氏多贤，不独二公宜从祀。不知习氏子姓自有家祠，此特祀其功业最著而合于祀典者。故升山公于祠，而以习氏之宜祀者配名。曰习池四贤祠。若杜少陵忠义之气一寓于时，天下盖有专祠矣，必强而祀于池上，恐少陵亦笑予之不典也。
因为之记，以遗后之守土者，列于祀典，无废坠云。
　　大清道光六年秋，知襄阳府事富春周凯撰。

　　光绪襄阳府志卷七有对此碑的记录，并录了碑文全文。府志云：“四贤祠在习家池上，祀山简、习郁、习珍、习凿齿。旧有祠，明嘉靖中副使江汇祠杜甫习凿齿与池上，道光六年知府周凯重浚池，习氏子孙重葺祠，凯定为四贤祠焉。并为之记。”笔者在标点碑文时，与府志所载碑文逐字对照，碑文中“汉邵陵太守零陵北郭都尉加裨将军习公珍”一句，光绪《襄阳府志》记作赠陵太守，难以讲通，又正当碑断裂处，字损不可辨，征得《襄阳耆旧记》习珍条目，并证之于习珍事迹，应为“汉赠邵陵太守”；又“北郭”光绪府志作“北部”，是。碑文误。又樊伷《襄阳耆旧记》作樊胄。
　　二、碑文的梳理
　　碑文文意浅近，叙事、说理均颇明晰。读其文，谨为之梳理如下：
　　1.习池旧已有祠，在于池西。
　　2.作者从文字记载（志载）上知道，明嘉靖（公元1522——1567年）间，（襄阳）副使江汇曾建祠，奉祀对象为习凿齿和杜甫。在于池上。
　　3.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襄阳）总戎杨来嘉重修高阳池馆（习家池）。未道及祠堂事体。
　　4.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襄阳）守道王奉曾修池及祠。
　　5.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春，作者（时襄阳知府周凯）游习池，见“池畔古屋三楹，半就倾圮”，奉祀对象为山简和习郁，奉祀方式为供奉“栗主”（栗木所做的神主牌位），且杂以佛像。作者“去其像”，大约以为佛像供于祠堂大是不伦，并提出“祠无专祀”的疑问。
　　6.作者（周凯）在习池所做的“浚池以广水利”的工作，完工后，周凯为之写有专文。（惜此文笔者无缘得到。）
　　7.修葺废祠由当时一个叫习道彰的秀才约集乡族聚集资金完成。本次修缮完成于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
　　8.作者（周凯）以襄阳知府之尊，为新祠确定了供祀名单，分别为：山简、习郁、习珍、习凿齿，并按照一定的礼制和祀典分其主宾。同时，还指出前朝副使江汇将杜甫纳入供祀范围的不妥。
　　9.作者（周凯）在文中提出了系统的入祀标准：曰法施于民，曰以劳定国，曰以死勤事，曰能御大灾，曰能捍大患。
　　10.碑记涉及人物凡二十：江汇、习凿齿、杜甫、杨来嘉、王奉、周凯、习郁、习郁、山简、习道彰、刘聪、范蠡、习珍、樊伷、孙权、潘浚、桓温、简文帝、晋废帝、羊祜、刘琨等。
　　三、四贤的基本事迹
　　习家池的最早主人习郁，是习家池的建造者。习郁，史载南郡襄阳人，跟随刘秀起兵反对新莽政权，累建功勋。习郁其人，历史上的记载不多，封襄阳后未见在政治上更有作为。他以襄阳习家首出仕者，既能建功封侯，想见亦是心惬意足，于是富贵还乡，除壮其门第外，便思颐养天年，所以开池建园，钓鱼饮酒，无意中倒成就了一段雅事，身后有名，不由功勋，倒在一池之盛。习家池，开了私家园林之先河。
自习郁始，汉晋间，习家名宦满门，仅据《襄阳耆旧记》记载，就有习询、习竺、习承业、习蔼、习珍、习温、习宇、习桢、习忠、习隆、习嘏等十一人。其中尤应特书一笔的是习珍，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孙权杀关羽，诸县响应。珍阴约樊胄等举兵，为权所破。珍举七县，自号邵陵太守。孙权遣潘浚讨珍，珍固守月余，粮、箭皆尽。招降不从，引剑自裁。先主（刘备）闻珍败，为发丧，追赠习珍为邵陵太守。有这些杰出子弟的辉映，习家池盛极一时。
　　西晋末，习家池迎来了一位风雅的客人——山简。时当乱世，英雄无为，《晋书·山简传》载：简镇襄阳，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山简在这里留下了一个“高阳酒徒”的著名典故，也给习家池送了一个别称——高阳池。这一名称甚至盖过了习家池的本名，从此之后，一池二名，共同见证着习家池的文萃雅风。
　　到了东晋时，习家池氤氲弥漫的人文气息又孕育出另一个不世出的史学大家习凿齿，他临池读书，登亭著史，留下《汉晋春秋》这一千古名作，而使习家池益负盛名。在他的力邀之下，著名高僧释道安来到襄阳，弘法15年，对我国的佛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习家池的盛名，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由此，位于襄阳城东一个小山冲里的习家池，云集了官宦、名流、高僧、义士，熔炼了文学、佛学、史学和政治的风云，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四、碑文的作者周凯及此碑发现的意义。
碑文作者周凯(1779---1837)，字仲礼，号芸皋，浙江省富阳县城宜家弄人。道光三年(1823)，放任襄阳知府。时襄阳虽然土地肥沃，但是百姓仍然很贫困，周凯便派人入浙江，采购桑苗八千余株，移植于汉水之滨，倡导百姓种桑养蚕，更著《种桑说》三篇以为指导。周凯又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受益农田一千多亩。并在池边植桃、柳，建亭馆台榭，成浏览胜地。襄阳地方贫困，百姓文盲众多，周凯呕心沥血，创办义塾80余所，自捐官俸印刷启蒙课本，分发各所义塾，使贫寒子弟得以免费入学。此外，如建桥梁，修城垣，实仓廪等，政绩丰著。
　　周凯不仅为官勤政清廉，且在艺术上也有较高造诣。他精通诗、书、画，堪称“三绝”。他的书法于娟秀清丽中寓劲挺。考之周凯传世书法作品，习池四贤记碑文书法，当为周凯亲自书丹。此碑书法为小楷，其书法自二王，笔法秀美精妙，笔力劲健和顺，结字紧凑中见疏朗，行篇整饬中见摇曳。
　　此碑的刻工也颇值得称道，技巧娴熟洗练，一丝不苟，较好的传达了原书作的神韵。
　　目前，史料所记载的有关习家池的碑碣大多不存，习家池地表上的石碑仅存三块，一为康熙七年，时任襄阳总戎的杨来嘉立的《重建阳池馆碑记》；一为乾隆五十八年，襄阳守道王奉曾《修习家池记》，其三为同治年间襄阳府事方大湜立《告示》碑，方碑所记为诫习家池附近谷隐寺僧匿妇在寺奸宿事，此碑现立于习家池颇不类。周凯《习池四贤祠记》，记录了习家池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修情况，该碑与《重建高阳池馆碑记》和《修习家池记》等共同构成了一条脉络分明的体系，为我们研究清末习家池的状况和变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和佐证。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