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摆脱“被摩擦”的外交困局？

                                        文/墨菲

　　 　　2010年，中国外交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考验，先是美韩黄海军演，后是希拉里对南海问题的咄咄逼人，接下来是新近发生的中日南海“摩擦”。如果说以往的一些摩擦尚属一些“无伤大雅”的边缘摩擦，那么，今年以来的这些摩擦我们决不能再等闲视之，摩擦不仅关乎着我们的国家利益，更实际检验着我们的国家意志与民族自决。

　　回忆一下这些年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国际摩擦会发现，所有的摩擦都是由对方率先挑起，而我们则是被迫应对。在摩擦与发摩擦的纠结里，始终无法摆脱“被摩擦”的外交困局。但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摩擦”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纷争的外交策略和斗争方式由来已久，况且，很多摩擦事件都是人为“制造”的，自然发生的摩擦也会很快被充分利用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方面很多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不夸张的说，所有与我产生摩擦的国家都是制造和利用“摩擦”的高手。

　　几十年来我们埋头于经济建设，致力于和平发展，经济社会取得了骄人的胜绩，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世界博弈面前，我们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准备。面对“被摩擦”缺乏预先的应对措施，缺乏完备的应对渠道和反击手段。因此，每遇摩擦，我们似乎总是处于一种被动之中，要么仓促应对，要么息事宁人。但把这些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政府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智的分析与认识。

　　当今世界，中国作为一个重新站立起来的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力无人怀疑，但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大而不强，富而不足。无论是经济的成熟度，还是社会的成熟度我们都远未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在国际交往中以国家利益为第一需要，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和作用发挥尤其欠缺。

　　美国议员可以时不时的对中国的人权、对人民币汇率指手划脚，日本议员也时常对南海争端、对钓鱼岛主权说三道四。政府想说而说不出口的话，通过这些貌似社会公义、民主公道的机构和组织被反复灌输给社会，逐渐演化成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规定动作”。相比而言，我们则差了很多，不是差在能力上，而是差在意识上，差在责任上，差在对世界与国家的认识基础上。

　　中国的传统是上面不说，下面不做，体制内不说，体制外更不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中央政府本应是最后表态的一方，现在则是一遇麻烦就等中央，不仅极大地扁平了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致中央政府居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因此，尽快拓延和成熟各级分类社会组织和民间机构的基础与功能，摆脱对外交往中“被摩擦”的外交困局，甚至“师夷之计以治夷”利用摩擦、制造摩擦实现外交争斗领域的主动，是我们下一步必须从长计议的一项强国之策。这些工作很难做，但必须抓紧做，早做早受益，早做早主动。

当今世界，政府外交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既需要国家的意志力和控制力，更需要民间的聚合力与创造力。只有灵活运用，多渠道整合国际摩擦这把双刃剑，打出政府决断意志、民间群体力量、社会团体效能这套组合拳，才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主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较量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