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的“交通拥堵建议说”纯属马后炮
文/墨菲
五一过后，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的《缓解北京市交通拥堵的难点与对策建议》的文章，在住建部网站刊发，并被《北京日报》摘登后，迅即在民众间和网络里成热点议题。
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仇部长的这部长篇大论，给我的感觉是论据充足，论题充分，论说详尽，但在北京交通拥堵几乎失控的今天，作为国家城市建设与规划管理部门的高官，仇部长的这番思考，这番评说，与其说是对策建议，不如说是马后炮。
首先，北京城市的建设规划“摊大饼式”的发展不是十年二十年，“向心交通”压力的形成更不是一年两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专家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规划提出过改进建议。
当年“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战略，很多人依然记忆犹新，尽管在87或88年吧两厢打通了，而中央并未得到缓解，专家的疑虑终于成了现实。因此，仇部长今番关于城市发展格局的分析不仅毫无新意，而且听着就像祥林嫂在那里叨咕：“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奥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阿毛是祥林嫂的儿子，没照看好被狼吃了，祥林嫂后悔不已，不断地、不厌其烦地、几乎一字不差地把自己惨痛的教训反复地告知鲁镇的人们，终使人们由同情理解，到不胜其烦，最后被迫打断她、取笑她。如今，仇部长的交通拥堵建议说与祥林嫂有着异曲同工之趣。城市建设规划管理，住建部担负着极大地职责与职权，有所为时无所为，到了无所为而不得不为的时候出来建议分析，这不是马后炮？是什么？
其次，从仇部长在“对策建议”一文里旁征博引世界诸多发达国家的事例来看，作为住建部副部长的仇保兴应该是考察过不少的国家，调研过很多的城市。我们为仇部长能持守公交优先战略与绿色出行的理论和思考而庆幸，我们也为仇部长挂旧历翻老账的不妥而疑惑。
以仇部长文章中提到的阿姆斯特丹为例，尽管我没去过这个世界“性都”， 但我看到过关于那个城市的交通规划与发展，城市拥堵与改变的文字记载。
也许就在十几、二十几年前或更晚些时候，当我们重复着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将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挤压再挤压，以给机动车让出更多的优先权和行驶便利时，阿姆斯特丹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交通规划，而自行车专用道是这次规划的主题和重点。当我们的城市逐渐被机动车的浩瀚洪流淹没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公交专用道，而这个时候，阿姆斯特丹已经成了自行车的乐园，成了人们惬意自在又便利安全的出行选择，乃至形成了全球独特的风景与标志。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理，曾经打理着全国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运营服务的住建部，当年可借鉴的前车之鉴，当做走马观花，却在城市面临交通瘫痪的时刻，在卸下了城市公共交通重任的“后住建部时期”，扬起了公交优先战略，这不是马后炮？是什么？
最后，综合一下仇部长的对策与建议。关于“交通需求管理和交通管制以及交通拥堵费”，关于“推行无车日、错时上班和就近就业”等等，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仇部长的思考和建议是积极的，而且很多建议北京市其实已经实施，或者说能实施的都在或都将实施。但能实施的未必能有效，能有效的未必就适合。以北京出租车为例，数量大，价格低，道路资源占用量强，空驶率普遍高，成为“部分普通市民的常用代步工具”，这都是事实。但在当前城市公共交通并不发达，且极不完善的前提下，能盲目的一拍脑门儿减少其拥有量或大幅提高其运价吗？恐怕不能，不仅不能而且要想方设法加以合理的调度和调配。仇部长作为政府部级高官，我估计是不需要经常乘坐公共交通和出租汽车的，就目前北京出租汽车的数量而言，遇到刮风下雨下雪天气，排队打不着车的现象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发生着的事实。
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官员，一个掌握着相当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决策资源、政策资源的人，该说该做的不是拾人牙慧，故作思考，新瓶装旧酒，老调来回弹。而是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出符合自己身份，体现岗位职责意识的思考和言行。
中国从不缺乏专家学者，缺的是实干家和埋头苦干者。在仇部长的对策建议里，人们更想听到和看到的，是在城市的规划建设方面，在建房与住房的行政行为里的实绩、作为，其他的，都是瞎扯！
当然，作为政府部委的高官，仇部长能潜心探讨、思考城市的现况与未来也属难能可贵，值得鼓励和褒赞。只希望仇部长的建议对策能尽快变成仇部长案头的文件和批复。马后炮能打响，才是马后炮的威力所在，否则就成了瞎棋盲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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