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

方蕤

 为何反常

>> 蒙生怕人们把他这个当过“分子”的人与另一个不相干的“分子”联系起来，看作“阶段斗争的新动向”，所以一提此事就紧张得脸色都变了。

 新居趣事

>> 维吾尔族人盖房往往喜欢把窗子开在临街的一面，他们说从窗内眺望行人诸景，是一种“塔玛霞”，即欣赏自娱。他们的窗子上一般挂有白色或淡蓝色的挑花窗帘。一块布，在它的周围边缘“雕刻”上蝴蝶或树叶图案，看起来栩栩如生，它几乎成了维吾尔族人的象征。

>> 伊斯兰教把施舍看作信徒的一个义务，他们从来不会拒绝乞丐的。

 多一双眼

>> 1984年，王蒙访问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乌语与维语，用王蒙的话说，就像天津话与北京话一样地接近

>> 那些年，王蒙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谁也剥夺不了他勤奋学习的精神；剥夺不了他深更半夜在梦话中喃喃说维语的习惯。他说：“写不成，可以做翻译；翻译不成，可以学理发；当理发员也不成，还可以跟维吾尔族同志交朋友……”反正他要生活。

 老王哥哥

>> 到底是新疆的红卫兵见识少，连“革命造反”的气势都比关内弱两级。

>> “古语说，大乱避城，小乱避乡。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乱，政治性的乱子，越是大城市越厉害。我当时若在北京，不被揭掉一层皮才怪。恰恰是边疆伊犁，什么事都‘慢三拍’，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缓和得多。第一，伊犁基本没有抄家的；第二，伊犁的私房一直私有。就这两条，在‘文革’中已经是奇迹了。我们到伊犁，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离开新疆

>> 他百感交集，一下子想了许多——19岁风华正茂，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9岁而立之年，举家西迁来到新疆，还不是为多积累些生活，写出有分量的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来。然而历史偏偏捉弄他，雄心、抱负，都被十年“文革”消磨。如今年满40，却一事无成，深感痛心疾首！

 难舍亲情

>> 我常和王蒙说，等我们老了，生活上需要人照顾了，也不能做子女的包袱，我们一定要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我们养育子女，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不过是尽父母义务。

 孙子名言

>> 一个社会一个政权，应该关心儿童和少年，不但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品、服装，而且理应提供足够的玩具，否则，年轻一代人就有权利选择革命。

王蒙还引申去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历史不同了，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重复与我们完全重合的道路了。我们不必叹息后继无人和一代不如一代，也不要转而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路程妄自菲薄。努力认识自己的一代和上一代，也以最大的宽容去理解下一代。

 购物请客

>> 按他的说法，变化着做事，兴奋点转换，大脑可以得到积极、健康的休息。事情越多，生活越丰富，休息也越好。

王蒙效率高，体现在他的“选择记忆”上。爱看的书看得快，记得住。忘却烦恼，忘却不快，忘却那些乌七八糟的事。这样，在他的大脑储存中，纯度高，效率自然也高。王蒙爱惜时间，效率也体现在时间的使用率上。

 跋

>> 我和王蒙风里来，雨里去，云里飞，地上走，50多年来始终在一起，彼此不曾分开。我们曾有过一贫如洗的日子，蒙受过各种屈辱；我们也拥有过“荣华富贵”，受到过怀疑不解。我和他从京华帝乡到遥远的边陲，从故乡到天涯海角，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五星级酒店到地窝子，飞过太平洋，漫游大西洋……一切的一切对我全然都不重要。我的生活信条是，只要我和王蒙在一起，即使前方有个悬崖，必要时我也情愿跳下去！

>> 和王蒙走过的路，每道坎坷，每个关卡，生活中的苦与乐以及发生在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微小得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开启了记忆的闸门，往事悠悠，几十年的人与事，浮浮沉沉，又好比过眼烟云聚聚散散。当我把它记录下来，它又显得那么清晰。那是我们真实的人生，我花点儿时间把它真真切切地记载下来倒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