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新京报》（2009-02-03），这是原文

很想安静地过一个春节，看看书，听听音乐，从这牛那牛的喧嚣中逃遁出来，思谋一下“牛年之计”。为了求静，婉拒了朋友们把酒看春晚的盛情相邀，一个人待在屋里，拔掉电视插座，让巴赫的《羊群安详地吃草》出场。

但偏偏忘记了生活在城市，忘记了渐走渐远的鞭炮声不知何时又“禁改限”了。除夕之夜，先有零星的鞭炮声，只好把音像的音量调大一些。但渐渐地，发现巴赫的声音还是压不住爆竹声。临近新春钟声敲响时，窗外烟花四起，炮声隆隆，一位学长打来电话，只听到一句愤怒的抱怨，“你们搞媒体的，好好监督一下，是谁在违规放鞭炮，让人不得安宁……”钟声敲响了，爆竹更加振聋发聩，早把巴赫给吓跑了，却吓醒了众多私家车。接着是鬼哭狼嚎的各类警报器的交响，让人对没有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追悔不已。

很怀念鞭炮禁放时期的安静夜晚。即便在城市，亲朋的祝酒声和春晚的歌乐声总是除夕夜的主角，让人轻松舒缓，倾听新年钟声的心情都诚恳许多，还会不约而同地倒数最后几秒钟。最重要的是，人们听不到死人伤人的坏消息。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禁放烟花爆竹的新风吹到国内各城市，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开始普及。无论在上海、成都还是在深圳过年，人都不会被爆竹搅得惶惶不安。那么，为什么烟花爆竹又在城市杀了一个回马枪？

我不再想什么“牛年之计”了，我决意在春节当一回侦探，看看这种缺德少理的行为是怎样复辟的。还是北京领风气之先，2005年北京市人大通过烟花“禁改限”条例，决定在北京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全天及初二至十五每日的7时至晚上点，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从此以后，“禁放”的城市到今年都逐渐改成“限放”，于是出现了山东潍坊鞭炮爆炸事故，13人死亡；福建长乐“1·31”酒吧重大火灾事故，15人死亡。

那么又是什么理由让烟花鞭炮复辟呢？说起来好笑，是王安石的一首诗《元日》启迪的。那些号称尊重民俗、支持开禁的人，会把“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喋喋不休一百遍，并有“尊重民俗也就是尊重民意、尊重历史”的宏论。按照这样的逻辑，高楼大厦中根本无需安装马桶嘛，茅厕才是传统啊。用农业时代的习俗，来破坏城市时代的文明，实在是匪夷所思，但偏偏就有人振振有词，而且能晕倒一大批立法者。更有甚者，“要想发大财，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的封建迷信，也能成为“禁改限”的根据之一，只是把“封建迷信”换成“民俗风尚”。

烟花鞭炮复辟的第二个理由与赚钱有关系。据业内人士估计，“禁改限”后全国烟花的销售量要增加十几个亿。像湖南浏阳这样的名产地，烟花税收占财政收入半壁江山，公务员每1元钱工资有5角钱出自烟花。烟花爆竹复辟不仅能扩大市场，拉动内需，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提高公务员工资，但同样在增加死亡人数。1985年至2005年，全国发生烟花爆竹安全事故8532起，死亡9349人，死亡者中农民工占75%以上。2007年死于烟花爆竹生产的人数是54人，刚过去的两个月死于烟花爆竹生产的人数是23人。“禁改限”的生命代价，是何其沉重。

别再沉溺于“爆竹声声报平安”的旧梦中了，“爆竹声声”带来的是“不平安”。所以啊，还是赶快复归“严禁”吧，至少在城市禁绝。除非每个家庭都出一名警察来监督，否则人们是不在乎越轨的。

其实，“禁改限”的法律根本就是无法执行的，无论是对烟花鞭炮制造商的监管成本，还是对经销商的资格认定成本，以及对不守法公民的执法成本，都似乎是不可支付的。政府可为的就是备好消防车救火，得到事故数和伤亡数低于前一年，就是政绩。

“限”给人的信息是最好不为但可侥幸，于是不符合资质的企业在从事作坊生产，非专业的经销商可能出售危险品，公德意识不强的人为自己的乐而越限放鞭炮，所以，还是恢复禁令吧，给巴赫的《羊群安详地吃草》留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