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9·20”大火灾调查结论公布后，媒体观点和官方说法间形成巨大的鸿沟。对于火灾问责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原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媒体将其肖像勾勒为“亿元资产副局长”，而官方描绘的轮廓则是“受贿六万副局长”，天壤之别一目了然。

“亿元资产副局长”的肖像是由很多线条勾勒的：在陈旭明家中搜出现金千万，天花板装满现金，陈妻狂烧钞票，陈在舞王持有干股，花2000万买官，陈还有宅基地、商铺、当地分红等多种收入，身家达到2亿元，远远超出了人们想象中的“副局长”，甚至可能与“巨贪”相联系。

而深圳市检察院对陈旭明的轮廓，则以“受贿六万副局长”一笔构成。尽管检方以措辞严厉的“涉嫌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提起公诉，但“涉案金额6万元”的实事，却让人感到陈副局长分明是个好官。媒体所报道的诸多故事，被检察院视为假新闻：“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这些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因为媒体和官方的意见反差极大，引起舆论哗然是必然的事。于是媒体也便有了“9·20大火的全部真相仍待还原”的呼吁，有“狂烧现金并非空穴来风”的后续报道。而政府部门却没有进一步回答媒体的疑问，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不给记者提问时间，新闻发言人念完通报后便从侧门匆匆离开。

对于大众来说，实际上无法判断谁是谁非，无法确定媒体意见和官方说法究竟哪个更接近真实，媒体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同时受损，后者的损失程度可能更大些，因为政府操控信息的能力更强。需要说明的是，在任何国家，即便在法制极为健全的国家，媒体意见和官方说法总不能完全一致，只是两者之间的鸿沟不能大到“亿元”与“六万”之间。

按照常识，当两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情况下，需要第三方出面解决。在法治国家，媒体和政府的意见出现巨大反差时，作为第三方的司法机构便进行独立裁判，展开公开调查，缩小媒体意见和官方说法的鸿沟。这个过程就是维护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情权。维护知情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保持社会公正和秩序，教育大众哪些事不能做，同时监督媒体和政府都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两者都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以陈旭明案件为例，如果媒体意见是“没有实事根据的”，那么政府需要以具体的实事来逐一反驳媒体报道，比如说陈旭明家的“天花板装满现金”是不实之词，那么说出他的天花板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就可以，说“陈妻狂烧钞票”是谣言，让办案人员和陈妻出面说清楚当时陈妻究竟在干什么、搜出了多少钱就好。同样，媒体说政府“受贿六万”的说法不符合实事真相，那么拿出人证物证来，“某政府工作人员饭局间的闲谈”是不能成为实事依据的。

现在，媒体意见和官方说法之间的鸿沟显然不能依靠各自的努力来填补，那么只能由比深圳市更高级的机构来进行独立调查。由于陈旭明原属于公安系统，那么为了避嫌，调查组的组成人员最好由多个部门出人组成，媒体要予以积极配合，最终向大众公布真相。

这种调查虽然要花人力物力，却是值得付出的政治成本。给大众勾画一个真实的“副局长”肖像，不仅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维护陈旭明的公民权，增强政府、大众和媒体间的和谐，给不负责任的媒体行为予以警示。只有做到水落石出，各方都能自信，媒体意见和官方说法的鸿沟也便能弥合，社会文明风范也便大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