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仲给我的第一封信，我尚在兴安师范，他的信是夹在给安琪师的信中转给我的，所以也没有信封，我自己找了个信封把它装了。抬头称我“小邹”，其实那时我固然小，他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第二封信称“邹君”，大概因为我去信一直称他“老师”的缘故，他也便很客气。到第三封信的1988年4月，便书“楚人”，并于信中写道：“我总想写一封信，认真跟你谈谈。但我总觉这样的信不好写，因为你总称我‘老师’，而我最不善于‘诲人’的。背了这狗屁‘老师’之名，人就觉出沉重，许多话反不便写了。所以不如你我认个朋友或弟兄什么的，平等交谈，岂不妙哉？”——自此楚人子仲名字相称，若兄若弟，又二十余年矣。94年以后，似乎电话多了，见面多了，书信就此不再有。

现在重读这些信件，我真是脸红。我总感觉我那二十余年里，像一条蚂蝗一样叮着他，从他身上吸血，供养我自己的灵魂，每遇有事——当然几乎都是思想上的事——就向他讨教，增加自己的力量。这里面其实有一种自己也未察觉的自私。子仲去后，每念及此，既悔且痛。

从十九岁到四十五岁，从师生到同事，这种关系突然嘎嘣一声断裂了，就像骨折一样，而另一段骨头就此消失于虚空，一时之间，懵了，回不过神来。

子仲的这些来信，寻出来后一直放在办公室里。小廖曾要帮我去复印，去录字，我都没有动它。今天自己拿去复印了，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敲打键盘的声音，与当年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已经是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