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与行吟

在人们的印象中，诗人总是感性重于理性，浪漫多于沉思。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叫做“愤怒出诗人”，好像人一愤怒，喊出来的声音自然就是诗，如果没有愤怒，那写出来或者唱出来的只能是算是废话。所以很有一段时间，我们只听见诗人们在那里发怒，偶尔见到几个不愤怒的诗人，就会有人说他没力量。原来，诗歌的力量，是要靠发出的声音的大小来评判的——于是满大街都是怒气冲冲的诗人。

后来，愤怒的诗人不太有市场了，开始流行朦胧的诗人。其实最开始被称作“朦胧诗”的那一代诗人并不朦胧，只不过那时的人习惯了听口号，乍一看到这样的诗，脑子反应不过来。而接下来的诗歌，可真开始朦胧了，朦胧啊，朦胧啊，懵得读者不知道诗人们要说些什么，诗人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那只好算是他的梦游。再以后，诗人们连梦游的感觉也没有了，他们说，诗歌只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所谓语言的艺术，到头来却沦落成了玩文字的组合技巧，至于促使这组合得以完成的原动力，已经没有诗人再去关心。于是诗歌写作在一帮人心里成了一项技术活儿，大家都玩文字，结果一点也不好玩，好像也没见到玩出很艺术的“语言”来。

诗人终于就这样一点点贬值。到了二十一世纪，诗歌不大好卖了，到书店想买一本诗集，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摆在书架上的那些诗集呢，毫不客气地说，是垃圾居多。

但是据我所知，古今中外，一直有着另一种伟大的诗人存在着。比较古的那些诗人咱不说了，说几个不太古的，比如海涅是哲学家；拜伦为理想和信念真的拿起了剑，这恐怕不能用“浪漫”一词就能打发了他的；艾略特从荒原里唱出一个时代的悲剧——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北岛，也站在废墟上呼喊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这些诗人，哪怕以后诗歌的语言已经进化到可以与外星人交流，他们也仍然不会过时。我想，张民一直是在向这一类诗人靠近的。

我每读张民的诗，就常常会想起思与诗的问题，也就是诗歌所传达的意义与诗歌的语言意境的关系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是把诗歌的意义放在首位的，这也正是口号大行其道、汪国真们得以成功的原因。后来对此反动的诗人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语言的地位无限夸大，以致诗歌语言的艺术变成了语言的技术。我一向以为，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首先是因为他的思想和灵性，以之驱动语言而不是支配和结构语言，深邃的思想与灵魂的语言，这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因其思考，向内凝结则为哲学，向外激发则为诗歌，是在语言的载体里灌注着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张民的诗歌的语言有时是无甚技巧可言的，就好像一根根直来直去的木柴摆在那里，这在“语言派”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张民就是这样写了，并且因为这种直来直去，显示着他的诗歌的一种钝的力量，敲打的力量。我想，这应该与张民内心一向强调思考与意义有着重大关系，我姑且把这称为“布道情结”。与此相对的，可以称为“殉道情结”，我以为海子就是这样一位殉道的诗人。

海子的诗，很多时候是一种生命的哀鸣、死亡的伤痛。张民的诗对此两者虽然都有触及，但总是短兵相交，之后理性的思考马上出场，把受痛的生命救走。所以我觉得海子最后是越来越沉浸在以生命作牺牲的献祭里，而张民终将归于宗教情怀和思考中去。前者终于把自己也作了献祭的牺牲，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首诗的写作；而后者难免会走进布道的宿命。这在张民的一些诗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布道”更多的时候是对自己而不是对读者的，是对伤痛的一种慰藉而非欣赏，是一种劝说而不是展示。当然，有时候一不小心布道就会落于说教，以致使诗歌潜沉有余而灵动不足。他那首广为朋友们赞赏的《羔羊》，可以说是布道情结较为突出的一首，有评家认为张民是在“直接写《圣经》中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韦礼明：《救赎人生的诗情世界——略论张民诗存在的意义》，南楼丹霞第54期），是有一定的见地的。“我的血比我的毛干净/这是屠刀告诉我的”。在充斥着太多平庸的诗歌时代，张民这样的诗确实很有震撼力，他看到了生命与生存的悲剧。但在这近乎悲悯的呐喊里，我看到了他的思考，但我没看到他的体悟。同一时期的诸如《不同》、《潮湿的木头》，也正是此类。

相比之下我倒更喜欢他那首《买花》，在这首诗中，潜沉与灵动两者非常融洽：“酒杯交错的地方没有真理/歌舞升平的夜晚/没有我的去处/路过杂货店的门口/我给自己买两朵花//插在桌面上/我的花儿亭亭玉立　　一红一白/会读花的人/你能听得见　　那好比是/两道崭新的伤口/阵痛中飘逸着芳香的言语//我给自己买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日子恐怕还在延长/所以　　我还得继续去买//不要给夜色吞没了啊/不管日子有多难/花朵在鼓励我自己/我也在鼓励我的花儿”在这首诗中，生命的悲剧已经消融在这些不经意的吟咏里。在悲剧的生命里呐喊、愤怒，这并不太难。平和地品味生命的悲剧，这才是悟，从伤口中读出芳香，这才是觉。文学的力量不一定在于它能呐喊，还在于它的柔美，能触及我们的心灵深处的那一份柔情或痛楚。在诗的最后一段里，他仍然思考，或者干脆说是在劝诫，这种现象，在张民的诗歌中反复出现。

我注意到，1998—1999年似乎大致上可以作为张民诗歌创作的一个分界，此前的诗歌，更多对大自然的思索，1999年后几乎转向了社会与人生（生存）。所以在此前的诗歌中出现的意象多是自然性的，是激情，之后的诗歌中出现的意象多的是社会性和宗教性的，理性更重。在这过程中，98、99这两年的诗歌创作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所以我倒觉得这两年的作品最成功。在张民看似步步进逼的诗歌里，其实是在退守，但也没有弃城而逃（《兵临城下》是一个显例）。1999年以后，张民的诗歌开始有一种焦虑，努力想抓住生命的现实意义，证明生命的终极意义，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种坚持。

张民发表他的诗歌的独特方式，是在朋友们面前朗诵。这种既传统又张扬的方式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而我是不太认同的。在我看来，朗诵的这个张民不能完全地传达他写出的诗歌。声音的表达在时间和空间上很大程度地限制了对诗歌的诠释，它在强调诗歌的某部分意义的同时，把另一些东西给掩盖了，就像月亮的光辉盖过了星星的闪耀。不管怎么样，这时候的声音更多的是表演效果，而现代的诗歌是声音很难以演绎的。所以每逢此时，我常常会找些题外话打断他，扫他的兴，然后再拿着诗稿去静静地阅读。从第一次听他朗诵《羔羊》到现在，不觉间竟然也已经七年过去了，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七年里他一直在写作，从数量到质量都令人欣喜，这才有了现在这本诗集的面世。这一点，比起一些只见其活动不见其创作的诗人来，张民是令我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