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默默妆扮时光
——粟城和他的诗
1987的夏天，在粟城那间狭小的单人宿舍里，我们谈论着诗歌。那一年，我们刚从师范毕业，意气风发，组织了一个诗社，命名为“绿磬”，试图以绿色的清越之声唱出自己的生命之歌。找来了钢板、蜡纸，连夜动手刻印，印出了绿磬诗社的第一辑诗，薄薄的一册，名为《梦里百合》，收集了七人的诗作。那一年冬天，绿磬在母校组织了一个分社。粟城戴着他那副宽边眼镜，天然卷曲的头发衬托着清癯的脸，和那些“诗弟”们谈论着诗歌和诗社，我常常饶有兴味地看着他的沉静和宽容。后来，河池的雨谷、黄土路、草蔓，四川的阿平也加入了，队伍真正壮大，印行了《雪地》、《红枫雨》等七种，粟地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歌。真是一幅很有奔头的情景。
直到1989年，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绿磬诗社只好告一段落。那时候，沮丧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沉寂之中，大约是90年的秋天，他突然寄了一份《杨子鳄》给我，是麦子他们办的，有诗有论，很漂亮，说，终于还有人在写诗。那一两年，粟城写《整理房间》，写《秋天情绪》，写故乡，写故乡的阿梅，写《告别阿妈》，都是些佳作。后来，91年吧，《杨子鳄》与南宁的非亚似乎并拢了，搞了个《自行车》，广西的诗坛从那里很热闹起来，粟城就又把《自行车》介绍给我。我那两年在桂林一所学院混个大专文凭，离他很近，常常去他那儿。彻夜谈心。那一阵子，诗人们都在闹要pass北岛，在谈论“第四代”、“新生代”、“先锋”、“前卫”。92年冬天，非亚来桂林出差，粟城带他到学院找我，喝酒谈诗。这时候，粟城的诗歌有了许多变化，厚重起来，语言的张力也大了，许多诗句也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或者比作形象，或者化作声音。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他早期的作品，这也许因为那时的诗更多些才气，清澈明丽，也许还因为我自己的怀旧情绪。他写组诗《去远方》，那是1986年：“故里的夕阳/忘了带洞箫/不然她会幽幽地吹/吹出童年的星星和月亮/像流萤，像一个人/在呼唤另一个人的名字”，清新，真纯，透明得无忧无虑。到1989年，他写了另一首《远方》：
“远方
其实就是在心灵的某个框框里面
只能想象无法触及”
一种孤独，一种寂寞，一种愁怨和向往，已在向诗人心目中的远方渗透。在这一首诗中，开始出现一个少女形象：“表妹”。一种中国式的古典情愁被渲染得感人至深。他说：“在梦和痛苦的周围洒些鸟声/是我唯一的表达方式。”情感的外溢和表达的溃乏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会令人痛苦。把这种乡土情结和远方情结融合得最为美妙的，是粟城的另一首获奖佳作，《阿梅》，民歌味十足，刻画了一个痴情等待意中人归来的女子：“三月的阿梅扛犁的姿势优美/五月的阿梅杵衣的声音动听/七月的阿梅偷偷到荷花池里洗了个澡/坐在窗前/九月的阿梅在月下纳鞋底捏弯了针/如今梅花已开/梅花开时阿梅还是独自一个/阿哥呀/阿哥阿哥你是否碰了海永远不再回”。但从此以后，粟城诗歌中的这种乡土味越来越少了。诗人的体验更多的转向自身，写了许多体悟很深的诗章。这是诗人艺术探索的必然。艺术家的博大是在对自身的把握下跳出自身才能完成的，粟城大约正在经历这一“进入”的过程。进入自我才能超越自我。他写道：“是谁从梦里醒来/满脸都是/晶莹的泪水”，一种生命的觉醒和感动紧紧抓住了他，他更多更真地开始关注生命的内部世界，一路追问呼喊：“是谁，使我们从自己的天空回到地面/是谁啊，在我们的感恩中擦亮我们晶莹的泪眼”。他的诗歌从此开始多了一份理性，多了一份冷峻，但仍然保持着那份洁净。他说：
“鸟儿在筑巢
少女在睡眠”（《对一首音乐的描述》）
粟城更关注一种存在状态，关注生命的现在时。可以说，与昔日的《远方》和《阿梅》相比，他近几年来的诗更多了一种现实精神，古典的浪漫和伤愁已潜入到了理性的血液之中。他那时的一首《春天的刀》也许最能说明这一转变：“春天的刀/从我二十八岁的表皮开始/一直切入我十四岁的核心”。（1996）
二十八岁的表皮是什么？十四岁的核心是什么？从1985年我们结伴同行在古灵渠畔，到现在的年近而立，短暂而漫长的岁月，能不叫人感慨叹息。我想，在我们这“果实远离/而春天接近”的表皮下面，永远包裹着一颗“幽深的碧蓝”的核心。（《冬雨》）
许多年来，粟城边走边唱，无人喝彩。我曾写过一首诗给他，题目就叫《粟城的天空》：“有些童话我们盼望已久/有些故事我们进入已久/而有些时光/我们妆扮她/也已经很久”。
愿粟城的天空更加广阔而深邃。
一九九三，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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