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建水电站，不能只考虑大坝不垮

杨勇，独立地质学家、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二十多年来，坚持实地科考，将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江河。曾对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且被政府采纳。

地质金沙江流域地质复杂，水库诱发地震可能性更大

潇湘晨报：金沙江流域的地质有哪些特点？

杨勇：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质区域。一是活动断层交错，有几大构造体系在这里重叠，产生各种方向的深大断裂带，所以，金沙江的弯弯拐拐很多，不像其他河流那样顺直、单一。金沙江的构造体系经历了不同地质时代的改造，导致地表分割、破碎，形成密集、活跃的地质灾害现象；二是地质活动频繁，而且目前对这个地区地质活动规律的研究和认知，也是很不够的。

潇湘晨报：水电开发可能带来哪些风险？

杨勇：在这样的地质背景下，开发水电的地质风险巨大。一是对工程本身的威胁，工程系统、设施可能会受到破坏。在一般的地质构造区域，水库诱发地震的案例很多，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更大。在这一方面，人类还没有掌握其规律，比如诱发地震的力学机制，预测、预报能力，所以说，这种建设是在一种未知的情况下的建设。二是产生灾害链，比如地质活动引发的大坝溃决、堰塞湖、泥石流等，都会对大坝下游大片国土、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导致整个电力系统的瘫痪，可能带来连锁反应和长期持续的地质灾害。

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一定要重视地质活动的灾变特性。如果是人类的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变，其破坏性更大。人类对这种重大、关键的科学问题要有深刻的认识。对于这种迅猛的发展态势，我一直认为，下一步怎样应对灾变要有准备和措施，这是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现在，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些大江大河都呈现了这样一种开发特点，都是在这样一种同样的地质环境当中，这样的威胁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并不是说，建好了，发电了，创造财富了，就万事大吉了。

潇湘晨报：能否举个例子，哪些电站处在比较活跃的地震带上？

杨勇：一个很有力的例证是，汶川地震所带来的损失和思考。汶川也是处在同样的地质环境中，但是从工程规模、装机规模来看，当地电站的规模，要远远小于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上电站的开发规模。这样一个案例，我们看到的是，震区整个水电的崩溃性破坏，包括输电线路、电站设施、水坝，都是毁灭性的。

评估应综合考虑生态成本和地质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

潇湘晨报：金沙江下游的4座电站处于什么样的地质条件下？

杨勇：4座电站都在地震带上。从向家坝开始，它是中国大地构造体系新华厦系构造体系的第三隆起带上，也是中国地形台阶的第二、第三台阶的过渡带上，这个背景与龙门山是一样的。溪洛渡电站处于青藏高原东南角的川滇断块山地，构造体系复杂，比龙门山还要复杂，这个地方本来就在雷波—永善地震活动带上，1974年，这里发生过7级大地震，那时调查研究搞得很粗糙，没有进行过多的研究。白鹤滩电站位于西溪河断裂带和则木河断裂带之间，库区横穿小江深大断裂带。乌东德电站，坝址离一个大断层只有四五百米，库区位于早谷田深大断裂带。

断裂带应力的累积，释放的形式就是地震，这种释放的周期无规律可循。地震科研本是人类一大难题，这个地方地质环境又是那么复杂，所以这些高坝大库一个接一个，我们现在只能说是个未知数。

潇湘晨报：这些水电站在规划开发中，是如何进行风险评估的？

杨勇：肯定要做风险评估，但它是建立在坝区工程地质条件与抗震性研究上的，在一定范围内做一些工程地质勘探，再以这种勘探的结果来确立研究大坝的抗震强度，目标是保证大坝不垮。

但地震的风险应从整个系统来考虑，因为有些是不可知的，我们应该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但是，规划和设计方往往会回避这个问题，这涉及到我国水电建设长期不变的评估体系和技术经济指标体系。我国电站规划的基础评估和相关指标是泛泛的，任何地方的电站建设都是按这一套来做的，但中国那么复杂的自然区域和地质背景，这些标准和体系应该根据不同的变化来调整。

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也是泛泛的，量化的评估体系根本就没有建立，都是一笔糊涂账。所谓有制约的就是环评，大气、噪声、废渣，但这些都不是水电站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潇湘晨报：如果都予以量化的话，水电站的可行性还会有多大？

杨勇：我们这些年在呼吁：技术经济指标往往以单一的投入产出来决定电站的投资可行性，但没有考虑生态价值成本和地质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以及后续的地质灾害要追加投入的量化。另外，社会成本也是没有量化的。往往只算搬迁赔偿这一块，但没有考虑到社会的隐形成本，还有可能因移民而产生的后续成本。在这种很狭窄的河谷中，后续成本的可变数是很大的。http://www.qq.com/favicon.i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