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琉璃厂看老外逛街，有时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比如昨天看见的那洋哥们，年纪已然不下五张儿了，可是菊花一样绽放的眼角眉梢上，那欢天喜地的笑容，灿烂得简直像个舔棒棒糖的孩子。他一手小鸟依人地挂在咱们本土的一个美眉胳膊上，神采飞扬地白话着，另一只手则揽着一抱毛边纸，小拇指上还勾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一得阁的墨汁，另有几支毛笔探出头来——居然还分了中楷和小楷。说起来最惹眼的，是他老人家那身行头：一身仿丝绸面料的中式裤褂，腰身和腋窝都略嫌窄小了些，包在菠萝包一样的胖身子上，说不出的局促而纠结。最要命的是那颜色——哦，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居然是色素沉着的桃红！我看着他那欢天喜地的样子，不知怎么竟然有点儿心疼，心里暗暗埋怨他挂着的那姑娘，怎么也不对他进行一点华服着装方面的美学教育，告诉他穿中式服装就算豁出去了敢拼炫彩，尺寸总还要穿够一些。这么揪巴巴地穿了出去，碰上一帮“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电视”的蛮夷，还以为省一寸是一寸是咱的风范呢。毁人嘛这不是？

    玩笑归玩笑，看着老外这么用功地做咱们的中国功课，心里还是惬意的。  

    我认识一个书法家老章，实事求是地说，在咱们中国的书画界，算不得什么方家大腕，可是说到中国的书画艺术，总有一种特别的民族自豪感，我猜想这十有八九，是跟他的那个洋徒弟有关。那小伙儿是在北大研习汉语的，“爱中国，爱汉字”，处心积虑地给自己起了个大俗的名字叫“富贵”，又自封了个风雅的别号叫“墨轩”。提到这洋徒弟，老章总说得挺有趣——那时候，他在琉璃厂开了个小店，卖自己写的书画作品。生意清淡的时候，就坐门口跟一帮爱写字的人聊天。富贵儿就是在那个人群里，一步一步跟他们走近的，近到后来居然被他“收了房”——成了他所谓的关门弟子。有了中国师傅的引领，富贵觉得自己好像上了道，对书法的兴趣与日俱增，整天抱本儿字帖在那看，时常看到“不知东方之既白”，尤其爱当米芾的粉丝。说起米芾，咱们同胞还净有人念成米肺或者米沛呢，他说起来，倒是字正腔圆，汁多味美的——那位兄台什么都好，就是说起汉语来过于强调平翘舌音，跟舌头根子PIA PIA 地较劲，一不留神就口水暗流。

    据富贵自己交代，认识师父之前，他没事儿就爱往琉璃厂转悠，看见有人扎堆儿，就挨在后面悄悄地听着。朋友起初不过是看他那一脸的如饥似渴好玩，又能给他一种为人师表的成就感，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白话点中国书法的历史、门派之类的常识，见那孩子实在上心，便有点过意不去，反倒认真了起来，每次跟他正聊之前，都要认真地做点准备。“刚来北京那会儿，他看见食品店里转元宵，硬是站那看直了眼，回学校就打越洋电话给他爸妈，说小时候中国叔叔请他吃的那个“袁绍”（元宵的音他当时发不好），他现在已经知道是怎么做的了，而且从始至终看到了全程，兴奋得跟阿波罗N号上天了似的。在中国呆这三四年，现在不一样了，整天计划的是回国以后要去给美国人办讲座——我教的这点玩意儿，他还要倒腾出口呢！”

    在对异邦文化的引进、借鉴过程中闹点笑话，要说也是难免的事情。我小时候，街上流行过一阵五彩棉布的休闲短裤，裤脚收灯笼边，两侧开衩处吊着一个半圆的铁环儿，口袋上斜印着一串黑色的日文单词，曲里拐弯儿地还挺洋气。后来有人说，那串曲里拐弯儿的东西意思是“尿素”，那些五颜六色的短裤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时装舞台。这事儿的准确性我虽没有考证，但是想想那么多人被一个“尿素”窝囊了一把，多少有点耿耿于怀。现在风水轮流转，看着越来越多的老外穿华服、写汉字，急赤白脸地掉过头来赶咱们中国的时髦，在模仿咱们的问题上出点磕磕绊绊的洋相，说句可能有点阴暗，但是真心实意的话哈——这感觉挺爽。

                                                         （文/阿简）

（发于《北京青年报》、《城市快报》、《苏州日报》、《今日早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