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从小生在一帮兄弟间，性格里少了一点女性的细致纤柔吧？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母亲就一直不大擅长做女红。且不说缝纫、绣花这些比较精密而考验耐性的项目，就是一件毛衣，也少有织得合体的时候——母亲性子急，织一件毛衣从起头儿开始便不舍昼夜，因为急着想看看成衣之后是什么样子，临到“分裉”之类的工序需要量尺寸的时候，便总是不自觉地连拉带拽，制作的过程中自以为足尺足寸，可等成衣之后满怀憧憬地往身上一套，身和袖却每每瘦小，弄得一件新毛衣就像闲置两年的存货，自己还迷惑不已——“咦？量的时候明明够长啊！”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十几岁时就学会了做简单的针线活，之后便自己动手织毛衣。我虽不是心灵手巧，可是做事挑剔，为了不小心织错的一针，不惜把一个晚上的成果拆掉重来，这在母亲眼里，是极不必要的事情——“不就那么一点点嘛？又看不出来。一晚上的功夫，白费了！”我却觉得那一处错针既然被我发现了，就说明它还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不是无可更改的现实，干吗像一根木刺儿扎在指尖似的搁在那，每次看着心里都疙疙瘩瘩地不舒服？不过是再花点时间和辛苦罢了，为了穿在身上赏心悦目，这个成本，我愿意支付。

就这样，家里的针线活渐渐地都由我做了。母亲虽然舍不得我一个人辛苦，可是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嫌她粗枝大叶不愿请她帮忙，她也嫌我挑剔矫情，给我打下手还要赔着赔不完的小心。

前阵子，母亲在一帮退休的老同事撺掇下，喜欢上了编中国结。我每次回家，都发现她的技艺在突飞猛进，而且还不断地推陈出新，屡有新作问世——从金鱼、乌龟之类的各色小动物，到和乐喜福之类的吉祥字，配上各色各样的中国结和小木珠、小瓷瓶做坠子，红红火火地挂满了客厅的三面墙。来家里串门的客人看了，只要确有欣赏和喜爱的表示，母亲必定开心地摘下来慷慨相赠，那真诚里蕴含着欣慰、甚至也有一点点骄傲的神情，很有几分宝剑送英雄的意味。

说实话，我对她这位半路出家的手工爱好者，是有点求全责备了些，总觉得她的做工完全可以再精细一点，比如什么什么结的双耳左右应该对称，各个结扣之间的松紧度不够一致等等。母亲听了，心里似乎是不大乐意的，又不好表现得不肯接受别人意见，所以常常罗列出导致这种状况的种种实际困难来。我对她的拉客观常常不以为然，倒是父亲，每每在母亲被我说得扫兴、或是自信飘摇的时候，十分仗义地站出来，很权威、也很果断地判定：“不错啊！那么一点点（小问题），谁能看得出来呢？”

我“嘁”一声，歪过头去窃笑：那么显而易见的缺陷，连我都看出来了，不可能逃过心细如发的父亲，那标尺一样精准的眼睛。之所以“看不出”，这其中的道理，用膝盖都能想明白。

母亲的心却因此安然了，脸上浮现出一种得遇知己的笑容。而父亲只淡然地笑笑，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或许，爱一个人爱久了，就不自觉地把她当成了孩子——满心欢喜的都是她的进步；而她的不足，便成了中国结上的那一点瑕疵，“那么一点点，谁能看得出来呢？”

                                                         （文/阿简）

                               《泰州晚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