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乞丐的记忆，大约始于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住平房，印象中家家户户的门，除去冬天都是敞开的。偶尔会有走街串巷的乞丐站在门口，手上拎一根打狗棒，胳膊上挎着个粗布袋子，隔着竹帘子向屋里轻声呼唤：“给口饽饽吃吧！”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最踊跃地跑到厨房，从盛放干粮的竹浅子里拿一块馒头，再颠颠儿地跑到门口送给他。看他点着头一路谢过，于怜悯之中，又总有一点心满意足。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西北风尖锐而凄厉地号叫着，仿佛在天地间打着旋儿，要把人卷走似的。我们一家人正在吃午饭，门口又传来了哀哀的乞讨声。这一次，我因为怕冷没有动，是父亲放下手里的碗筷走出去，大概是看那乞丐冻得不成样子了，说了两句话便把他让进屋来，还请他坐在桌子边上吃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乞丐的样子，看上去约莫四十来岁，乱糟糟的头发上积满尘土，一张消瘦的脸冻得乌青。他说是从山东乐陵来的，家乡遭了灾，半个村子的人都出来逃荒了。父亲一边跟他唠着简单的家常，一面把温热的半锅虾皮白菜汤放到炉子上烧得滚烫。那个时候的日子清寒，父母亲中午休息的时间又短，这一锅虾皮白菜汤，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菜了。我挨在妈妈的身边站着，看着那个乞丐一碗接一碗，风卷残云一样顷刻间把桌上的馒头和菜汤吃得精光，一边惊诧于他那巨大的食量，一边暗暗在心里盘算，爸爸下午是要饿着一半肚子上班了。

那人吃饱了饭暖和过来，青紫的瘦脸上渐渐有了人色。他说等明年要是年景好了，一定想法子给我们捎点他们家乡的特产金丝小枣来。我过了很久都惦记着他的金丝小枣，还向父亲怀疑那人说话是不是不算数，父亲却轻轻叹了口气，说：“唉，那么冷的天，他自己都不知道冻坏了没有呢！你就别惦记人家的小枣了。”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父亲说的那句“冻坏”，意思其实是指“冻死”，也才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会在那个冰天雪地的中午，让那个男人饱饱地喝一顿滚烫的热汤。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街上的乞丐却仿佛一天比一天多了，他们乞讨的目标，也从过去的冷饽饽剩饭，变成了直接要现钱。我起初不明就里，总觉得一个人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拉下脸来走到这一步，所以只要身上带着零钱，总会给他们留下一点。可是后来看到报上说，很多行乞者已经把这当作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职业，有的甚至形成了成员勾结、地盘划片的规模化运作模式，而且收益相当可观，很多人“城里磕头、回乡盖楼”，早已经先于施舍者，提前进入小康社会了，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点菲薄的爱心，实在是有点多余。

跟过去那些为了讨一口饭吃以求活命的乞丐不同，时下这些用钞票武装起来的乞丐新锐们腰杆子硬了，说话自然就有底气。有一回，我从西单电报大楼对面的胡同经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坐在路旁的花坛边上，见我过来劈头就是一句：“你帮我几块钱吧！”我起先以为自己听错了，抬头望着她的脸。她在满脸横肉上推出一丝媚笑，重复了一遍说：“你帮我几块钱呗，昂？”

我瞟了她一眼，心里有点不快。倒不是因为她正当壮年却衣着光鲜地当街乞讨，而是因为她说话时那个不容置疑，而又理直气壮的口气——那么漫不经心，又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是她辖区内流窜的小贩，被她逮住了要补交逃掉的税捐。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现在的乞丐，可真是不一样了。

前几天去南京，在中山路上看到了一个情景，很是耐人寻味。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跪在路旁，还在脚边的地上，用端正的粉笔字写明了自己的遭遇，大意是他流落至此没钱回家，请好心人帮助筹措路费，起价每人四元。一个老阿姨看了，从他身边走过去又返回来，开口对那跪在地上的小伙子说了一番话，让四周围观的人们着实感到了一阵畅快和共鸣：“你说你年纪轻轻，有手有脚地，怎么就不想着去打份工，非要跪在这里向人伸手要钱呢？男儿膝下有黄金，就是上街拣饮料瓶子拿去卖，也比这样子要强嘛！”接着便给他讲起男儿当自强之类的道理来。南京八月的毒日头底下，老阿姨语重心长说得热汗涔涔，小伙子却尽自跪在一边蔫头耷脑地听着，一声也不吭。倒是一旁看热闹的人们纷纷喝彩兼积极响应，有人揣测这孩子的懒惰，有人批评社会救助体制的不完善，也有人说日本的街头之所以绝少见到乞讨者，就是因为大家一致形成共识——每个人都不给钱，就没有人出来要钱了。

我没有去过日本，不知道那个人说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可是对老阿姨苦口婆心的这一番话，却感触颇深。我们的老祖先，早已经留下了“赠人以钱，不如赠人以言”的古训，比起那些随便给他留几个钱的做法，这一番良药苦口的话语，或许才是对那个年轻人真正的善行，虽然在客观上，它并不一定能起到人们预期的作用。

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不会再轻易地给那些身强力壮的街头乞丐留钱了。（当然，老弱病残的除外。）乞讨，如果是荒年里唯一的短期谋生手段，是值得同情、也应该得到帮助的；但如果有人把它当作一项不劳而获又快速致富的产业，那就把他放在那晾一晾，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