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丽给我打电话，声音沙哑、鼻音厚重地约我出去见个面。听那动静，就知道是又要“闹离婚”了。她这离婚，也不知道闹过多少回了，每次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场，走的也几乎是同一个程序：搬着个大箱子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一副再也不跟那狗东西过下去的架势，结果却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忽然偃旗息鼓，不羞不臊地又顺着原路回家，掏出钥匙打开门，柳暗花明又一村。

提前五分钟，我到了约定的地方。她已经来了，凄迷无助地呆坐在临窗的角落里，像个“悔叫夫婿觅封侯”的怨妇。“狼来啦？”我在她的对面坐下，一面问她，一面夸张地凑上前去看她的脸——眼皮肿的，眼圈青的，鼻头红的，苦哈哈的一张小脸儿蜡黄。从五官的病态反应推测，她这一轮涕泪交加的折腾，一定不小于四个小时。“他在外面有人了！”她神色幽幽地回答。“噢。那就是母狼来啦。”我表现出一副豁然开朗状。她忍不住“噗哧”一笑，可是笑容还没收好，眼里的泪水就聚上来了，在红肿的眼泡里一颤一颤地泛着寒光，像汛期里水位暴涨的堤坝，随时都有泄洪的危险。

我笑着叹了口气。阿丽离婚的理由一向很多，而且貌似每一个都很充分——为了孩子的教育两口子意见不合、疑心老公在灵魂上已经背叛，因为看到有美眉向他抛媚眼、跟她上街的时候看着她跟别人吵架袖手旁观，甚至胳膊肘往外拐地替别人说话……虽然，每一次离婚的主题都不同，但是每一次事态都比上一次严重，心底的绝望和形势的恶化，就像从山脚下拾阶而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逐级攀升。

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说什么都没有用。她找我来，并不是真的要我想什么办法，而是因为和她老公比起来，我大概还算有点耐心，可以在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递给她一张纸，听她义愤填膺地把那厮骂得狼心狗肺而不加辩白。实在不是我看着朋友遭难坐视不管，而是她的“不靠谱”，让我一点点地学乖了——最初，我以为她当真在家里受尽了欺凌，苦思冥想地琢磨了半宿帮她想对策，不想人家没出三天就跟老公和好了，不仅与对方冰释前嫌，还把我的话当成鬼子的情报，掏出来向她老公表忠心，言外之意，我倒成了要拆散人家婚姻的恶人。换了别人，我也许早就跟她“say goodbye”了，可是跟阿丽，没法儿“上论”——在你被她气昏了头，决计跟她翻脸而去的时候，她能拉着你的手哭得声泪俱下，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落下来，啧啧，那状态，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会心软的，更何况，我跟她已经认识了二十年。    

她没有发觉我的心猿意马，或者是发觉了也根本不在意，依旧自说自话地坐在对面，一条条地罗列着老公“有人”的蛛丝马迹。而我，在一次次地被她的“离婚”洗礼之后，也慢慢地长了智慧——我不想再坐以待毙似的戳在那里，忍受她那没完没了、又没根没叶的倾诉，于是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搭讪，一面拿出手机来给她老公发短信：“XX星巴克，阿简被你媳妇骚扰中……” 

又聊了一会儿，她老公来接她了。她满心欢喜一脸别扭，半推半就地跟他在那唧歪，感觉火候差不多了，才意犹未尽地被他老公搂着腰拖了出去。我看着这一对活宝的背影，心里忽然间很不耐烦。做女人的，跟老公撒个娇、使个性儿，都是婚姻生活中温馨而浪漫的点缀，但是像这样隔三差五地就演练一场“离婚”的闹剧，甚至把它当作夫妻争吵中一道克敌制胜的杀手锏，实在是太没趣了。而且，“离婚”这一类的宣言无论兑现与否，于发布者都没有一点好处——如果你只是信口一说，而对方正有此意，你就会哑巴吃黄连地正中别人下怀，心里自然不爽；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喊而不离，又好比在战场上宣而不战，让人看穿不过是一套演了又演的小把戏，没劲。

                                                 （文/阿简）

                （已发《齐鲁晚报》、《扬子晚报》、《滨海时报》、《今日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