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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的小年，是一支俏皮的前奏曲，从这一天开始，春节便紧锣密鼓、热热闹闹地越走越近了。

小时候盼过年，现在看来是很功利的，因为不仅可以吃到凭购货本供应的四两花生和半斤葵花子，还有比手表带宽不了多少的带鱼，而且可以穿上新衣服。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把新衣服压在枕头底下，再把想入非非的小脑袋放在上面辗转难眠。憧憬着第二天一早穿上崭新的漂亮衣服，吃饱喝足之后出去放花炮的种种快乐，黑夜里漫长的等待，也变得喜眉笑眼了。

说到放花炮，我跟小伙伴们学会了一个很节省、也很有趣的办法，我们把红绿色的小炮儿一个一个地拆开，战战兢兢地在手上点燃，在它即将引爆的一刹那高高地抛出去，那一声明快而激越的脆响里，除了化险为夷的喜悦之外，也有一点炫耀自己勇敢的得意。我忘记了是谁教给我这样危险而刺激的放炮方法，只记得多次被父母叫停之后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化整为零、细水长流的甜蜜，现在看来有点辛酸，却又仿佛余兴未减。

饭桌上的鱼肉，衣兜里的奶糖，新衣新裤下嘎嘎作响的小皮鞋，发辫上飞舞跳动的红绸子……这些一年中厚积薄发而来的繁荣，自然是令人喜悦的，然而真正的喜庆高潮却是在晚上。雪后的大年夜，我们跟在大人身后跑到院里，打灯笼、抖空竹，捂着耳朵看他们点燃一串串大红的鞭炮，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顷刻间此起彼伏……淡淡的硝烟散后，一阵阵火药香扑面而来，门前的吊钱和红灯笼随风摇动着，洁白的雪地上那一层鲜艳的红纸屑，红火而热烈，有一种难以忘怀的富足和温暖。我还记得有一种名叫“金盘银盏”的烟花，点着以后用一根细绳提在手上，赤金色的小碗在银色的小盘子上璀璨而轻盈地旋转着，每个只有四分钱，是最受女孩子欢迎的花色品种之一。

后来慢慢地长大了，对过年的热情逐渐变得越来越淡薄，感觉它除了见证我一步步地老去之外，也着实给我增添了不少负担。因为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那些吃喝穿戴的东西不再是什么诱惑，反倒是从年前例行的采购开始，让我觉得这一年一度的盛事实在是个负担。超市里，推着购物车的人们寸步难行，在收银台边的长队里等待交款，等得汗流浃背意乱心烦。那些越来越容易买到的食物，变得越来越滋味寡淡，而当年曾经令人渴望、神往的春晚好像也渐渐成了一块鸡肋，吃在嘴上、看在眼里都感觉味同嚼蜡，让人兴味索然。

更让我头疼的是拜年。从大年初一开始，从街坊四邻到亲戚故旧，只要平日里有来往有联系的，见了面就得问声千篇一律的“过年好”，还要奉命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到亲戚家里，行色匆匆地来一趟蜻蜓点水式地拜年，这对于喜欢深居简出的我，实在是一件无奈的苦差事。我曾经委婉地向父母表达过不愿去某位亲戚家拜年的意愿，但是被同样委婉地谢绝了——两家平日里联系本来就不多，“如果过年再不互相走动一下，几年下来就算是没有来往了”，这在父母的眼里，是很严重的事；况且对方已经派代表来过了，于礼节上也应该回访，而父母年纪大了出行不便，这个任务自然非我和妹妹莫属。 

如此一来，我倒觉得过年似乎更像一场华丽而夹杂着些许无奈的盛典，远远看上去热闹，过起来其实也很乏味。人的本性是贪图享乐的，因为要承担相应的职责，小时候曾经迷恋的过年快乐便打了折扣——又或许，春节的兴奋和欣喜，原本就只属于孩子？

                                           （文/阿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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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