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字楼里工作的人，习惯上都是说普通话的，一方面是公司有要求，一方面是方便沟通。一般情况下，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北方人学普通话，水平都说得过去，虽然不能象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而且尾音里多少会带点乡音的余韵，但让人听懂总是不费力气的。能把普通话说得格外半生不熟，甚至在一些音节上跟自己的舌头较劲的，在我看来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乡音确实厚重难改，另一种则是特意添加一些与乡音不相干的字眼，就象往盐水鸭上撒一撮儿荷兰芹，意在赏心悦目，还能显出一丝品位。
    
        我曾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天津分部工作。同事当中除了从北京派去的几个负责人之外，都是清一色的天津本地人，普通话说得即使不太纯正，也只是淡淡地带一点天津口音，不影响沟通，听上去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有一个业务员，和一同来公司的老乡们口音格格不入，不仅很多音节发音吃力，而且有八成句子的主谓宾颠倒，句末又拖沓冗长，拉着毫无道理的长腔，听得人莫名其妙又不胜其烦。
    
        我看过他的简历，从出生、入学一直到工作，二十多年里他始终没有离开天津一步。至于他那一口别致的港台剧普通话，也不方便深究原由，只好听他这个“嘛——”那个“啦——”地拖着，拖到过火或是漏出破绽的时候，大家虽然面面相觑，也无可奈何。后来，有一个同事跟他聊天，他说起以前供职的广告公司是跟香港合资的，我们才恍然大悟——走过了山路十八弯，总算是把一个英雄问明了出处。
    
        大约是在两三个星期之后，有一天上午他被经理叫去谈话，回来以后一下子会讲了国语，只是依然不屑于讲刻板的普通话，而是随了经理的京腔，并且似乎已经把握住了北京话的特征，一些细微之处甚至很有几分老北京的韵致。我们对他的港台普通话刚刚有些麻痹，对他突如其来的北京土话一时还摸不着头脑，我忙着把自己的听力神经从港台普通话向北京话切换，心里想着但愿总公司不要派一个闽南籍的经理来，一则学闽南话不容易速成，他的摸索会让我们的痛苦变本加厉，二来我对闽南话的悟性更差，万一有什么事情非要听他说话不可，该有多难受。
    
        业务部有一个小姑娘心直口快，先前就说过他梳得溜光的短分头配上西装和墨镜，看上去就象四十年代上海滩的黑帮杀手，这次听见他的口音北上，又忍不住开了口，拍着他的肩膀一边说一边笑：“张sir，怎么一会儿没见，香港帮改北京帮啦？”
    
        我忘了他听到这些话以后的反应，只记得不久我们的分公司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除他之外的所有同事相继被盗，然后是在我们逐渐确认他就是小偷的时候，他却峰回路转，成了天津分公司的经理；再后来，是他和总经理的一个心腹一起出差时再次偷窃被发现。总经理没有想到自己力排众异提拔起来的真的是个偷儿，心里很是恼火，一气之下喊了一声“送派出所”，又觉得传扬出去于公司脸面也不好看，所以只悄悄地把他辞掉了事。
    
        事后不久，我在市中心又碰巧遇到他。大概是脱离了职场的束缚和念想，身心松弛了，他的语音里居然没有任何方言切换的痕迹——和一个女孩子一起推着自行车有说有笑的，一口天津话说得纯正自如。

                                 （文/阿简）

(发于《北京娱乐信报》、《今日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