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人品，如温润玉璧，以大爱诠释师者本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句箴言，先生不仅常挂嘴边，更用一生践行。犹记博士入学首日，先生便为我们列好书单，强调“研究教育必先通历史文化，懂本国教育方能鉴他国教育”。他的书房永远向学生敞开，哪怕除夕之夜，我们拜年时总能撞见他伏案批注论文的身影。先生的严与慈相得益彰，论文中的逻辑谬误会被严厉指出，而回老家时总会收到他塞来的特产，叮嘱“带予父母”。这种融严格要求与人文关怀于一体的师爱，恰如他笔下的春雨，“润物无声”滋养着我们成长。他“像松树一样做人，像大海那样待人”的信条，更成为我们处世治学的准则。

先生的学识，如深邃学海，兼具广度与厚度。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子，他精通多国教育理论，却始终强调“洋为中用”。在课堂上，他既能系统梳理各国学制演变，又能精准关联中国教育实际，让我们深刻理解比较教育“鉴往知来、取长补短”的真谛。先生常说“认真阅读原著是治学根基”，这源于他在苏联研读马列主义与教育理论原著的治学感悟。这种扎实的学识积淀，让他既能主编《比较教育》这样的奠基性教材，又能对“三好学生”评选、奥数热等现实问题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彰显出学者的清醒与担当。

在比较教育领域，先生堪称拓荒者与领航人。建国初期，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几近空白，先生率先扛起大旗，1982年主编的《比较教育》成为新中国首部该领域教材，四十余年间重印三十余次，滋养了数代学人。他主持编写“比较教育丛书”等多套大型丛书，构建起我国比较教育的学科体系；第六版《比较教育》更融入世界教育改革最新成果，为学科发展注入新活力。在他推动下，中国比较教育从“引进来”走向“走出去”，深度融入世界学术大家庭。先生的研究始终立足国情，既剖析各国教育经验，又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真正实现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先生最大追求，他门下走出六十余位博士，不乏我国首位比较教育博士、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得主等杰出人才。先生育人注重启发主体性，鼓励我们“超越前人”。当看到学生著作中对其思想的深入拓展时，他欣喜不已：“下一代学者正在开创教育理论新境界”。如今，他的弟子遍布海内外教育界，从高校讲台到基础教育一线，都在传承他的教育理念，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明远学术谱系”。

如今先生已近百岁，仍以“教育老兵”自居，笔耕不辍、心系教育。在我们心中，他早已超越师长的身份，是杏坛宗师，更是学海灯塔。他的人品如光，照亮我们的处世之路；他的学识如水，滋养我们的学术之根；他的贡献如碑，奠定中国比较教育的学科之基。这份师恩，我们将永远铭记，更会接续奋斗，不负先生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