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四条汉子”

1984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工作，因为是第一批硕士，因此学校很重视，我们自己也很努力。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在解放思想，全面开放的形势下，大学以及社会都进入了思想解放的行列。大量新思想的涌入以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对大学的青年学者可以说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参与到这一启蒙运动中来了。

作为最早的教育硕士，大学的青年讲师，自然也都不甘落后，纷纷参与到各种学术活动中，而出版丛书就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事情。标志性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可以说它以打人的题目和精美的装帧，得到各界人士的赞美。受其影响教育界的一些年轻学者也组织起来，决定编写一套反映教育新思想的丛书，而我所在的大学有四名学者参加，由于我们的突出表现，这之后被人们称之为教育界的“四条汉子”。

这四个人是我、维利、刘民和其庄，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当时都还是青年讲师。维利和刘民撰写的是《文化传承与教育改革》，我和其庄撰写的是《全球化与国际教育》，这套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一经出版在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为中国教育界开一代风气。接着辽宁教育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类似的丛书。我和数学系的孙宏安老师承担了《科学教育论》这本书，出版后成为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系统阐释科学教育的著作。

但是高潮过后，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四个人走了不同的道路。刘民先去了大连出版社当总编去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挣钱去了，其庄去了市政府搞行政去了，我考取了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去了国家部委，只有维利坚守学术，不仅为大学教育学科争下来博士点，而且成为一级博士学科单位。从我们四个人的发展轨迹来看，恰恰反映出改革开放后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如果说可以再重新让我们选择，估计大家还会这样选择。今年我已经七十岁了，回首往事我更加确信，人这一辈子确实有神秘的一面，即人生的道路应该是出生时就确定了。那我来说，大学本来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是研究生考的是比较教育。外语学的英语，研究生考试要求是日语，我居然一下就考上了。研究生毕业本来应该从讲师、副教授、正教授这样走下来，但是八十年代末发生的事件使我必须考博士。而博士毕业应该进大学任教，而且会在学术路上走下去。但是我却进了国家部委，搞了一辈子干部培训工作。虽然没有在学术上有更大发展，但是对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教育管理干部业务的提高，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越来越感到，人这一辈子，只要选择正确，不和自己过不去，就一定会老天帮助，顺顺利利过完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