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几位网友的质疑和疑问而写。
种棉花这个活，无论将“种”理解为狭义的“播种”抑或理解为广义的“种植”，都是一件很麻烦而很辛苦的事。我没有见过大面积种植的棉花如何耕种到采摘，而就小家小户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棉花种植几乎无法以机械作业，只能靠手工劳动，便是将每亩万株左右的棉花植株，从种到收每株要抚摸过十遍以上，才是一年的收获。
春天的耕种，从耕地到施加底肥，再到耙平，棉花地与其他作物无异；由于保温和保湿方面的需要，在耙平后先以井水浇过，等稍干后，铺上地膜。铺膜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了，两个人拖了地膜卷前行一段，拉直，压平，再由另外两人从两边将地膜边缘都压进土里去；遇了刮风的日子，风将地膜刮得哗啦啦响，一不小心便扯破了，便要抢着时间压好。
然后，便是破膜播种了：先以一个专门的工具，在地膜上以株距20厘米、行距30厘米的距离凿出小洞来，再将棉籽在每个小洞中放进七八粒（因为棉花苗的生命力较弱，放少了无法出来），再在后面以沙土将那些小洞填起。说时这么简单，做来便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是要在五月的太阳下，站着凿洞、弯腰放籽、蹲下填土，每亩地要如此机械重复一万次；而那凿洞要不偏不倚正好在那个位置，放籽要不多不少便正好七八个，填土要不深不浅正好鼓起个小包，哪一步操作不当都会导致无法出苗。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躺到炕上都累得睡不着觉。
而这样的操作，还不一定能保证出苗。遇了天气晴好的日子，在种下去六七天后，便有小苗开始出土；但它们常是不能直直地破土而出，却常会钻到比较松软的地膜下去。而太阳一出，地膜下的幼苗便会被烫死；所以，每天早上早早起来便要去放苗，在黎明的模糊中到初露的微熹中，目不转睛地扫过一行一行的地膜，蹲下身去小心翼翼地将地膜下的幼苗扶出地面来。而出苗总是不够齐整，往往一亩地的一万株棉花苗，总要四五遍才能完全放出来。以上的程序是假设天气晴好，而如果阴雨连绵数日，种到地里的棉花籽都会霉烂，而又须从破膜播种的程序开始重复；等出苗了如果再遇了沙尘暴，刚出土的幼苗便会被扭断脖子，而又无法复生，也须从破膜播种的程序重复。遇了天气不好的年份，往往要种三四遍，每亩一万株，仅在种的阶段便要数上十几遍了。
以上所讲，仅为狭义的种棉花，即为播种。再往后去，至少还须以下工序：间（读四声，是由稠而稀的意思）苗，如前所述，因棉花的出苗能力差，每株需同时种下七八个籽去方能出土，而出来了，又须将多余的再一一拔去；脱裤腿，这是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是在棉花长出几排叶子时，将最下面的一对老叶子掐去，这样棉花才能茁壮成长；掐油条，便是将棉花植株上除去主干外旁生的枝条掐去，以保证其长直长高；打头，是在棉花长到一定高度时，为防止其只长高而不结桃，便将其顶端掐去；喷药，是在打头的同时喷上矮壮素等药物，使棉花不再长高而专心结桃。而其间的除虫、拔草等工作，自不再赘述。
到了九月中，棉花开始绽放，便到最后一道采摘工序了。而这采摘，是种棉花的一场持久战，时间长而任务重。一般棉花会从九月中旬到十一二月陆续开放，而便是到了腊月，植株已经枯干的棉花经太阳一晒还会破壳而出；摘棉花便也要跟了棉花的一茬又一茬开放，随开随摘，而现开了的，又马上便须摘下，否则一经雨淋，棉花便变了品质。摘棉花是一项精细活，因棉花开在植株从低到高的不同位置，所以有些需要半弯腰摘下，而有些又需要蹲低伏身才能摘下了。而且，摘棉花时又不便戴上手套，在九月摘头花时尚且好办，最多便是早上的露水淋坏了手指；而到了十月，棉叶棉枝已经干枯，为了不弄脏棉花，便要小心地探手进去摘下，往往会被枯枝将手指戳破，而再往后去便磨成老茧了；到了十一二月如果还有要摘的棉花，刺骨的寒风往往又会把满手的老茧吹裂，淌出血来还怕染脏了棉花。实在摘不出的“铁壳”，便将棉桃摘回家去，坐在冬日的太阳里，以裂口累累的双手一一掰开。
之所以不厌其烦甚至罗里罗嗦地详说种棉花的工序，并不是想要甚至未见过棉花植株的南方人和城里人真能知道棉花是怎么种的，而只是想要大家知道，种棉花有多辛苦。而便是这样辛苦种出的棉花，却往往卖不出一个应得的价钱。
一亩棉花的种植成本，包括水、电、肥、种籽、地膜及应负担的苛捐杂税等，但不包括人工成本，在600元至1000元之间；而一亩棉花的产量，大概在300公斤至400公斤之间。如此算来，便是不计那每株棉花几十次的劳作，每公斤棉花价格在2.5元至3元左右方能保本。而在前几年由棉花公司垄断经营时，一等棉花每公斤的价格只有2.75元，往往要排两三天的队轮到，收购人员的一个心情，便可以让你辛苦采摘的头花，变成二等甚至三等品。后来国家放开棉花收购，有外地客商来我们县收购，每公斤4.2元，高出县棉花公司收购价1元，却被公安、工商等部门执法人员不言理由地逐出；年底，棉花公司工作人员每人分得电脑一台，民间流传，棉花公司以每位县太爷几十万元的代价，买得多一年的垄断。再往后一年，一场非典用光了储备棉，棉花价格涨至六七块，农民的脸上稍有笑意，信用社的贷款也还上了许多。而好景不长，再后一年的秋天，却只听得新疆的棉花价格在五元左右，而本地收购价却只有四元；为什么市场条件下还有如此悬殊的差价？一位欲来收购却不能的外地客商道破天机：本地几十个收购商又一次买通官府（恕我用了这个称呼），外地客商进不来，本地客商联合垄断，农民的产品，又只能卖个弱价了。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谷贱伤农”；而在谷贵时，受伤的又何尝不是农民？突然想起了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悲凉一叹的末句；我是不是太愤世嫉俗了？
而就是这样的光景下，一个正常的农村家庭，两位老人，两个劳力，两个正在上学的小孩，能不负债而经营下去，或者今年的贷款不多过去年，竟是经营有方的家庭了；而有的家庭，便会出现负债一年多过一年，银行贷款贷不出便向民间借高利贷，或者小孩有辍学之虞。常见有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指责愚昧的农民只知道穷生孩子，殊不知在现在的生产力条件下，一个壮劳力对一个农村家庭的全部意义，因为一个家庭养不起四位老人，所以为了养老和生产的继续，农民只能生出男孩子来才能罢休。而便是有了儿子的老人，也会因为儿子的不孝或者无力供养，六七十岁还得自己耕种，却是越来越潦倒；曾有一位邻村的老人来向我爸借二十元钱，仅是想给自己的老伴去看病而又四处借不到钱。试想，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因为看病，到另一个村子为难地张口，只为借二十块钱，那是何等样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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