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
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

“审定有无，与其虚实”这句话是对着什么说的呢？这是对着谋事决策与现实的状况相应不相应说的。谋事决策必须与现实的状况相应，这个决策才算是有效决策。相应就是“有”，不相应叫做“无”。我们平常说“你这个主意好是好，就是不太现实”，这就是不相应。谋事决策前，先要把这个“有”、“无”考察清楚，审定就是要确定，不能有一点含糊。
〈列子〉里有这样一则故事。鲁国的施氏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爱好儒家仁义之术，另一个爱兵法。爱学术的儿子用文学之道去求得齐侯任用，齐侯接纳了他，让他做诸位公子的老师。爱好兵法的儿子到了楚国，用以武强国的方法向楚王求职，楚王非常喜欢他，让他担任军正之职，他们的俸禄让他们家里发了财，他们的爵位使亲族显耀。
施氏的邻居孟氏，同样有两个儿子，他们所学的也和施氏的儿子相同，大儿子也学儒家仁义之术；二儿子也是爱学兵法之术；但却被贫困的生活弄得非常窘迫。对施家的富有很羡慕，因此便跟随施氏请教升官发财的窍门。施氏的两个儿子把实情告诉了孟氏。孟氏的儿子便一个跑到秦国去，以学术去向秦王寻求官职，秦王说：“如今各诸侯国靠武力争霸，他们所努力从事的是练兵和聚粮罢了。如果用仁义道德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无异于亡国之道。”结果将他处以宫刑，驱逐出境。孟氏的另一个儿子跑到卫国，用兵法来求得卫侯任用，卫侯说：“我的国家是个弱小的国家，而又夹在大国中间。对于大国，我们只有侍奉它，小国家我们则安抚它，这才是求得平安的策略。如果依靠用兵的权谋，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如果让你好好地回去，你跑到别的国家去，对我的后患可不小。”于是将孟氏的这个儿子砍了脚再送回鲁国。
孟家的两个儿子回到家里，已是残废人了，全家人感到又悲又恨，他家父子三人找到姓施的人家里，悲痛地拍着胸脯责备施家。施家的人回答说：“不论办什么事，凡是适应时势的就会成功、昌盛，违背时势的就会失败、灭亡。你们学的东西与我们相同，但是取得的效果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你们选择的对象不同，同时又违背了时势啊。我们的做法和行为又有什么错误呢？”
施家和孟家的两个儿子条件基本相同，而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孟家的两个儿子，根本没有了解所去国家的情况，他们看到施家的两个儿子取得了成功，就盲目出击，结果必定与现实的情况不能相应。
相应不相应还有一个“虚实”问题。“虚实”在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真假，一是表示程度。决策和事实是真的相应还是假的相应呢，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应的呢？这也要“审定”，要考察清楚，很确定。我们看商鞅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见面就和秦孝公谈霸道、谈变法呢？这就是在“审定有无与其虚实”。他要先看看自己的主张和秦孝公合不合。如果不相合，或者秦孝公的态度抹零两可，那他宁可掉头就走。因为如果他的主张不能和秦国情况相应，不能和秦孝公的意志相应，就不会得到孝公的完全支持，他的变法也就不会成功。

“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这是讲如何运用捭阖的方法，以求做到“审定有无，与其虚实”。这里“以求其实，贵得其指”,仍是指有无、虚实而言。“以求其实”，就是搞清楚事情的真实状况。“贵得其指”，是要搞清楚事态的发展方向。
“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意思是顺着对方的爱好，以及想要的是什么，来判断他的心志意图。
百里奚在遇到秦穆公之前，曾为周王子颓养牛。当时百里奚已经30多岁，已经到了壮年，但一直不得志，家里也很穷，他听说周王子颓好养牛，出重资招会养牛的人。百里奚养过牛，就去应召。周王一见大喜，立即用为家臣。他的朋友蹇叔到周来看望百里奚。百里奚引荐他见天子。蹇叔见过回来说:“子颓这个人，志大才疏，左右都是险佞之人，他自己天子的事不做而去养牛，养牛也不是为生产，而是为喜好玩耍。养牛的人受大夫的俸禄，牛身上穿着锦绣文采，这样的荒唐耗费，我看他马上要出祸事，你还是早点走掉的好。”
百里奚听了这个朋友的劝告，就离开了周地。不久，周京城大乱，子颓被弑，牛和养牛的都被杀死，应了蹇叔的判断。
“随其嗜欲”这是从顺的角度说。用顺的方法测度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呢？这可以用“微排其言而捭反之”来验证。“微排其言”，是逆的方法，就是故意违背反对方的意志，来确定情况是否属实。鬼谷子把这个方法叫做“捭反之”。为什么说这是“捭反之“呢？前面“随其嗜欲”是顺着说，顺为阖；这个“微排其言”是反着说，反为“捭”。这是一阖一捭，所以下文鬼谷子有“阖而捭之，以求其利”一说。意思是通过这样测度得出的情况，有无虚实才是确定的，才可以作为判断有利或不利的依据。
《三国演义》里对诸葛亮舌战群儒写得十分精彩，而事实上最管用的一招棋却是诸葛亮和鲁肃夜访周瑜。当时周瑜正在邵阳湖训练水师，鲁肃见到周瑜开门见山地说：“曹操驱兵南侵，传檄至此，欲与主公会猎于江夏，显有并吞之意，和战二策，主公不能决，将军之意若何？”
周瑜回答：“曹操挟天子之名，其师不可拒，其势力亦不可轻敌！”
鲁肃大不以为然地说：“伯符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今正欲赖将军以保全国家啊！”
周鲁二人互相争论，你来我往，诸葛亮一言不发，只是袖手冷笑。引得周瑜问他：“先生何故发笑？”
诸葛亮从容回答：“我笑鲁肃不识时务罢了！试想曹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来只有吕布，袁木，袁绍敢与对敌，今数人都被曹操所灭，天下无人了啊！只有刘备不识时务，强与争衡，如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国祚迁移，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
鲁肃见诸葛亮突然转向，不解地问：“你怎么一下子又转过来叫我去投降呢？”
诸葛亮仍然不急不慢地说：“我有一计，不必牵羊担酒，纳土献印，用不着国家投降，只须派一个使者，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曹操得到这两个人，百万之众就会卸甲卷旗退走！”
周瑜一听，十分新鲜，急问：“用哪两个人，可退曹兵？”诸葛亮仍然拐弯抹角地卖关子：“江东去此二人，如大树之飘一叶，太仓之减一粟，但曹操获得了，一定会大喜而去。”
就这样胃口吊尽之后，诸葛亮又慢条斯理继续说：“我还住在隆中的时候，就听说曹操在漳河新造一台，起名铜雀台，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在里面。曹操是个好色之徒，听说江东乔国老有两个女儿，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所以发誓：‘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现在他弓陌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只是为此二女，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曹操得到这两个女子，称心满意，一定班师而去，这是范蠡献西施的计，将军还不赶快执行。”
周瑜问道：“曹操想得二乔，有何证据？”
诸葛亮不慌不忙地说：“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奉曹操的命令作《铜雀台赋》，文中写道：‘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话到此处，周瑜已气得脸红脖子粗，诸葛亮故意装作满头雾水似地问：“汉天子常以公主和亲，你现在怎么可惜起两个民间女子来了呢？”
周瑜说道：“先生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的妻子，小乔乃我周瑜之妻也。”
孔明装作惊恐之状，说：“亮实在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
周瑜说：“吾与老贼誓不两立！”孔明反而说：“事须三思，免致后悔。”
周瑜说：“我承伯符寄托，岂有屈身降操之理？我自离鄱阳湖之时，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回头，也不能易其志！”
诸葛亮在这里就是用的“捭反之”的方法，故意激怒周瑜，把东吴拖向赤壁战场，直接承担了曹操的强大压力。
鬼谷子讲捭阖，是个大概念，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单纯的游说或御人的技巧来看待。现代人读这段话，一般当作识人、用人之道来理解。这是顺着梁朝道士陶弘景的注解讲的。陶弘景注解鬼谷子有的地方和鬼谷子很相应，有的地方就不是很相应。他注解这几句话，说是“言任贤之道”，就不是很相应。这里说他不是很相应，并不是说他解释错了，而是说他把捭阖的范围局限住了。如果就识人、用人而言，他的解释也不坏，而且用之于实践也是很有效果的。举个例子，三国时期，刘晔是魏王曹睿的侍中，言谈举止都迎合曹睿，深受曹睿重用。有人对曹睿说：刘晔表面看来对您好，但讲话不尽忠诚，只是善于窥探陛下的心意，故意迎合罢了。陛下如果不相信，可以用与心意相反的意见问他，他的回答如果和陛下说法相反，那刘晔的心意就与陛下相合。如果每次问话结果都一样，他是怎样的人，你就很清楚了。这个人提出的方法，就是“捭反之”的方法。曹睿依照这一方法去试，果然测出了真相。

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

上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是指通过一阖一捭的方法，测度出事情的真实情况，求得一个有利的决策。决策是否有利，要看和所谋之事合不合。“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这几句话就是对着决策与所谋之事合不合而言。“同其情也”就是相合；“异其诚也”就是不相合。把相合的拿出来公布施行，即“开而示之”，把不相合的隐藏起来，即“阖而闭之”。“开”就是捭的意思，但鬼谷子这里为什么不说“捭而示之”，而说“开而示之”呢？
“开”有开导、引导的意思。“开而示之”，是说要公布实施一项决策，要先有个开导、引导的过程。对同一件事，采取相同的办法，为什么有时效果会不一样呢？前面鬼谷子讲过，人的“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面对同一件事就有或支持或反对、或赞成或漠视的种种态度。所以，高明的人做事，事前都要做个铺垫。对那些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要开导之；对那些不反对但也不赞成，或漠不关心的人，要引导之。做好这些铺垫，事情才能办得顺利。
《战国策》里有一篇著名的“触龙说赵太后”。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稍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战国策》）

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孝成王继承王位，因为年纪轻，故由太后执政。赵太后即赫赫有名的赵威后。当时的赵国，虽有廉颇、蔺相如、平原君等人辅佐，但国势已大不如前。而秦国看到赵国正在新旧交替之际，国内动荡不安，孝成王又年少无知，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派遣兵将“急攻之”，一举攻占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赵国危在旦夕，太后不得不请求与赵国关系密切的齐国增援。齐王虽然答应出兵，但提出赵国必须派太后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作人质。文中的赵太后曾是一位青史留美名的人物，在《战国策》里，有一段“赵威后问齐使”的佳话。她先问收成，后问百姓，最后才问候君王，致使齐使不悦，说她是“先贱而后尊贵”。赵威后据理以对，道出“苟无岁，何有民？尚无民，何有君”的千古名言。但在这篇文章中，她溺爱少子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简直到了蛮横不讲理的地步，全不像一个开明君主的样子，这才引出了触龙说赵太后的一段故事。
触龙说服赵太后的过程，就是“开而示之”过程。触龙和前几位强谏的大臣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要想让齐国出兵，必须派长安君去做人质。不同的是触龙进谏的方法,触龙不是强谏，而是慢慢开导。触龙从老年人都怜爱自己子女开始，到爱子女就要为子女的长远打算，再到为子女的长远打算就要让他们有功于国，这样一步一步开导这位赵太后，直到这位老太太欣然同意长安君为质。

“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这是进一步说明决策要和现实的状况相应。
“可与不可”,指决策是否可行。“以原其同异”，这个“原”是推究的意思，是向上追问。“同”是“同其情也”的“同”，异是“异其诚也”的异。同异对着与现实情况相应不相应说。一个决策或一个计谋是否可行，要向上推究，看它是否和现实的情况相应。
《战国策》里有一段张仪和司马错的争论。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宝鼎，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候，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候。

司马错是秦惠王时期的重要将领。这个人很有军事才能，所以后世都把他看做是一位军事家。其实，司马错原本所学和张仪一样，是鬼谷子的这一套学问，只是他把所学的才能大都用到了军事上。
秦惠王九年，巴蜀相攻，司马错向秦惠王建议趁机灭掉蜀国，但张仪却建议先攻韩国。这里试分析一下两人的策略。
张仪主张伐韩，意在乘势威胁周室，这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令各国慑服，秦国可以因此成就“王业”。我们知道，秦国由于在秦孝公时代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已经有所增强。其子惠王子承父业，对外虎视耽耽。所以，张仪的策略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司马错的主张是伐蜀。司马错认为，要成就“王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欲富国者，务广其地”，要国家富强，必须开拓疆土；
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要军队强大，必须富裕人民；
三、“欲王者，务博其德”，要成就王业，不能光靠威名还必须有德声
司马错说：“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这三个条件都做到了，“王业”自然就随之而来了。顺着这个“王业论”，司马错讲出伐蜀的理由：蜀易攻，得蜀可以广地富民，同时又可以得到禁暴正乱的美名。
接着司马错又指出攻韩的害处：“攻韩劫天子”既得恶名，而且未必对自己有利。为什么呢？因为韩、周为了自保，势必联合齐、赵，媾和魏、楚，这样做只能导致山东诸侯继续合纵对秦。
比较张仪和司马错的策略，我们再来理解“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的涵义。可以看出，张仪的策略虽可以得威名，却不能得实利。况且依当时的情况来说，秦虽强，但远不足以一举鲸吞六国。所以，最后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策略，出兵伐蜀。其结果是“秦益强富厚，轻诸候”。

“离合有守，先从其志”，这句话依现在流行的解释，“离合”是指和对方的意见一致不一致说。一致为合，不一致为离。顺着这个解释，“先从其志”的意思，就是遇到意见不一致时，要先顺从对方的意见。这个解释虽然也可以在历史上找出许多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作为左证，但以历史的经验看，有时可以相合，有时却不能相合。如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对秦二世“阿顺苟合”，结果仍不免身败名裂。
恰当的理解“离合有守，先从其志”这句话的涵义，关键要弄清楚“离合”这两个字是指谁和谁相离合。鬼谷子这里讲“离合”，是顺着上面“以原其同异”这几个字来的。同异是对着与现实情况相应不相应说。由此来理解，计谋决策与现实状况相应就是“合”，不相应就是“离”。这样“离合”两个字的涵义不就很清楚了吗？
“离合有守”的意思，是说判断计谋决策与现实情况相应不相应，有一个原则。我们要执守这个原则，不能像李斯那样首鼠两端。首鼠两端比喻疑虑不决，拿不定主意。老鼠性多疑，走出洞外时，总是两头观望，畏首畏尾，所以叫“首鼠两端”。李斯就是这样，他原不想和赵高一起拥立胡亥，但他担心自己权位不保，做事就顾不上原则了。他和赵高同流合污，最终被赵高陷害。
“有守”就是有所执守，要执守一个原则。但鬼谷子这里所说的原则，还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人做事要有原则”的那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针对“离合”说的，是判断计谋决策与现实情况相应不相应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先从其志”。
“先从其志”，并不是说要先顺从对方的意愿。鬼谷子讲捭阖之道是捭阖互用，先捭还是先阖，要看具体的情势。为什么这里一定要先顺从对方的意愿呢？这是讲不通的。
“先从其志”不是指人说，是指所谋的事说，是指事态而言的。“志”这里不做意愿、意志解，而做指向解，表示事态发展的趋势。陶弘景注解这句话，说“计谋虽离合不同，但能有所执守，则先从其志以尽之，以知成败之归也”。他的意思表达得很含混，但用“知成败之归”这几个字来概括这句话的主旨，却非常恰当。我们做出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对不对，这要看事态发展的指向，由这个指向来看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就叫“知成败之归”。像李斯遇到的情况，是立公子扶苏还是立胡亥？这个事态发展的指向李斯没有看明白。他知道，如果立扶苏，他的政治对手是将军蒙恬。但他没想到，立胡亥，他的对手却是更难对付的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