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4《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本书原名《明宫闹鬼》，是我的“明宫揭秘”系列的第一部，该书已于近日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二部《大明后宫有战事》，第三部《太监秘史：明朝那些九千岁》）。在纸质本面世之际，特将此书于此发布，以飨读者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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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皇帝不称朕

第二卷  皇子与储位

第十八章  老天爷帮忙：晋王死了

    朱棣与蓝玉过不去，甚至构陷蓝玉，是否是他争嗣计划的一部分呢？

    我们不知道，懿文太子朱标生前是否有能力保护蓝玉，但可以确知的是，太子的去世，加速了以蓝玉为首的党案的爆发，其间仅仅过了九个月。

    朱标生前，太子之位坚如磐石，而他遽亡后，储副之位开缺，立时野心家们欲望大张，包括朱棣在内的王子们，跃跃欲试，亟欲填补这一空缺。我们无法根据异常残缺的史料还原真相，唯能依据片段的材料，尝试做一些拼凑和推测。

    试举一王为例，清人査继佐《罪惟录》记了这样一件事：当皇子们辞别父皇，将离开京城，各赴封国时，朱元璋赐每个儿子玉带一围。皇子们纷纷在殿中将玉带束好。朱元璋令他们转身，要看背后的饰物。皇子们都顺从地转过身，背对着父亲，唯独老十二湘王朱柏一人不动，他只是将玉带转到前面。朱元璋奇怪地问他为什么，朱柏答道：“君父不可背也。”

    背在这里是个双关语，然而，我就不信老十二就从未背对过他的君父！

    湘王这般特立独行，显然是巧思英发，意图在父皇面前讨巧。

    作为二十四个兄弟中的十二皇子，湘王年纪不大也不小，几乎没有争嗣的任何可能，甚至无法在众多皇子中引起父皇的特别关注。他这么做，十足的矫情做作，讨取父皇欢心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必然引起兄弟们的反感。可老十二毫无忌讳，偏要标新立异取宠，突出自己，令兄弟们尴尬露拙。

    由此例可以想见，朱元璋能干的儿子们，在表面尚还平静的微澜下，隐隐滚动着何等的惊浪。

对于年纪尚小（湘王时年仅15岁），封地又在内地荆州的湘王，尚且躁动如此，雄踞一方、手握重兵的强藩大国如燕王者，其野心将何等蓬勃难捺，则很容易想象了。

    懿文太子在世时，朱棣知道自己毫无希望，虽然不甘心，也只好关起门来，与姚广孝等人谈些天文地理，逞些口舌之快；而长兄的突然薨逝，仿佛枯井中涌起巨浪，他的夺嫡之志一下子喷薄上天了！

    各怀心思的王子们是如何积极运动的，我们无法详悉，但从朱标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去世，直到九月份才正式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储位一直虚悬，而朱元璋已是65岁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岂可一日无“国本空虚”之忧？这或许显示了太子之位争夺战的激烈，以及朱元璋本人的反复权衡和举棋难定。

    朱棣难以遏止内心澎湃的欲望之浪，但他登上嫡位的前景并不乐观。第一个现实障碍就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哥秦王朱樉和三哥晋王朱。在洪武二十五四月到九月的那段时间里，他无法预知，秦王会死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晋王会死于三年后的又一个三月。等到他侄子建文帝即位时，他已经是叔辈诸王中的最年长者了。

    命运就是这样奇谲多变，当他的老对头晋王朱在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去世时，朱棣只轻呼一声痛快，却不曾料到，晋王之死，实际上是老天爷为他扫除了向帝位进军的最大障碍。

    朱是朱棣的三哥，封地在山西太原。《明史》对这位皇三子的描绘是：“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作为年长的“塞王”，晋王同样受到父亲的重寄，在洪武后期多次统帅大军出塞并主持北边练兵、筑城、屯田等事务。

    晋王是燕王的兄长，军事才干与其不相上下，在多次军事行动中都充当统帅，节制燕王等王（对此，实录又造了假，见下）。然而这两兄弟长期不合，如果晋王在世，燕王想有任何异动，都不得不认真考虑威胁其侧翼、实力强大的晋王。

    晋、燕两兄弟不合，在朱棣钦定的《太祖实录》里供认不讳，自然也是一概偏向朱棣的。

    晋王与燕王为何不合？实录是这么解释的，说晋王探知父皇欲在诸王中另择贤能为嗣（其前提应是太祖已经厌倦太子），而父皇属意之人是燕王，他心生不平，说：“我是兄，燕是弟，凭什么是他！”因妒生恨，二王遂生了嫌隙。

    同样由朱棣钦定的《奉天靖难记》里，提供了更细一点的材料，称晋王听说太子失父皇之意，他自己想干，遂自信地说：“异日大位，次当及我。”于是私自准备了“乘舆法物”等天子仪仗，藏在五台山。后来事情渐渐外露，晋王害怕了，就派人放了一把火，连房子带法物一起烧毁。他的妄想至此失败，但从此“性益猜忌，丑声日闻于外”。

    《靖难记》接下来罗列了许多晋王“惨酷”的“事实”，说晋王好弄兵，擅杀人，一日无事，忽以军马围住一村落，尽屠无罪民户200余家；他还豢养恶犬，以观狗咬人为乐，狗不咬人，他就杀狗，被咬死的人中，有许多小孩子。而晋府中无人敢谏，因为晋王说了：“谁谏我杀谁！”

    在《靖难记》里，晋王朱棡完全是一只自恋且狂暴的野兽。这是燕王系的一偏之词，自不可信。本来朱元璋“注意”于老四燕王，就是朱棣这一系的自说自话，易储之事更属子虚乌有，晋王吃的是哪门子醋？我想太原的晋王吃的是山西老陈醋，燕王偏说他吃的是自己的醋。

    我对此的解读是，晋王获悉燕王有不臣之心，他选择拥护太子，从而与燕王结下了梁子。

    晋王以后屡有打击燕王的举措，《太祖实录》记了二王之间发生的一次冲突：

    “晋王与上（朱棣）皆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语见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

    二王在南京见面时，爆发了当面冲突，晋王挟兄长之威，“数以语相侵”，逼得燕王招架无力，只好借口生病回北平。但晋王怒气犹未消，秘密差人到燕王国中，刺察燕王的过错，好向父皇告发。可见两兄弟的矛盾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洪武二十三年春天，朱元璋命晋王率师西出，燕王率师北行，两路并进，同征北虏乃尔不花。

下面是《太祖实录》的记载，说晋王素怯，兵既行，不敢远出。燕王久待之不至，就自己率军直抵迤都山，突袭虏营，擒获乃儿不花以下名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骆驼无数。而晋王恐燕王立功，先期遣人驰报太子，说燕王不听约束，劳师冒险。太子将此话转奏于太祖。不久，晋王私自退兵，太祖知道了，很不高兴。燕王的捷报却到了，太祖大喜道：“燕王清沙漠，朕无北顾之忧矣。”太子却在旁酸溜溜地说：“晋王虽未深入，然张声势，有犄角之助，燕王亦未可独为功。”又诬燕王得善马不进。太祖皆不听。

    这段文字活脱脱是一个只顾埋头干事业的好汉遭嫉贤妒能小人无端诬害的故事。

    此事的真相我们不去管它，但这条记载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值得关注：首先，晋王既然告燕王不听约束，显然此次两路出师，晋王是主帅，燕王只是副帅。这与实录所说太祖独倚赖燕王是不同的。事实上，按照洪武末年诸王用兵的惯例，都是按兄弟们的年纪（而不是所谓才能）来确定主、副之次，晋王居长，他一定是主帅，燕、辽、宁等王，则只能居于副帅的位置。这一点，实录完全隐去，反而故意暗示，燕王才是大军的统帅。

    其次，晋王是太子的人，所以他把燕王不听约束、擅自进兵的情况直接报告太子。而太子辄按其报告向父皇奏禀，又替晋王说话，不令燕王独占功劳，都是压制燕王的意思。如果这一情节属实，则太子对桀骜阴鸷的燕王已有所警惕和疑虑，而晋王是他的得力助手。

    在洪武末年，军权集中于诸王的背景下，太子从晋王那里得到的支持，其有效性是远远大于蓝玉的。因为根据朱元璋确定的卫所军制，大将出征，临时从卫所抽调兵马，回朝则将兵马散归本卫，大将军平常闲居，只是一双空拳。亲王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能够节制封国内的卫所军马，还各自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精锐护卫武力（一般是3个卫的军力）。

    所以太子对晋王多方保护。当时有人告发晋王“性骄，在国多不法”。朱元璋大怒，将晋王召上京来谴责，亏太子力请，才得到宽免。《奉天靖难记》对此颇洒了一些笔墨，说晋王挨了训，跑去见太子，请求太子帮忙转圜。太子满口答应，说：“你的所作所为，父皇焉知？还不是燕王打的小报告！”晋王听信了，从此与燕王的关系便不好了。

    晋王经常在太子前“极诋”燕王之过，帮助身处深宫的太子搜集燕王的黑材料，太子得到材料后，就拿去报告父皇，说什么燕王曾经见到龙，自言当有天下云云。燕王听说太子、晋王处处与己不利，惊讶道：“我谨事长兄，自度无所失，何得有是言？”就跑去向太子剖白心事，辩白自己绝无非分之心，可是太子怒气犹然不解。

    这就是朱棣所说“太子与晋王深相结交，构媒孽”的经过。

    作为从小娇生惯养，年纪轻轻即享尽尊荣富贵的亲王，晋王肯定不是谦谦君子之流，他在封国内也确实有一些过失（但在朱元璋眼里，肯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在《太祖皇帝钦录》和《御制纪非录》里，晋王几乎没遭到严重的指责）。洪武二十四年，太子为秦王的事，巡视陕西，经山西回京，晋王随之来朝。朱元璋借着痛批秦王，把晋王也警叱了一番，晋王归藩后，“自是折节，待官属皆有礼，更以恭慎闻”。

    晋王死在朱元璋之前，此时朱元璋已经给他2个儿子赠了谥，一个叫愍（秦王），一个叫荒（鲁王），都不是佳谥，还有一个自杀的潭王没有谥号，而他给晋王的谥号为“恭”，应该是对此子的一种肯定。晋王恭于谁呢？他恭于父皇、恭于太子。

    晋王归国后，因罪被扣押在京的秦王，也经太子救助，得到赦免，保住了爵位和封国。作为兄长，太子为人友爱，对于骄纵的弟弟们能够宽仁相待，并尽力在严父之前加以调护，使其免除或减轻罪责，从而确立了在兄弟中慈兄的威望。我想如果燕王意图侵太子之位，秦、晋二王那里就过不去；朱标、朱允炆父子拥有秦、晋两大强藩的支持，如果北平有任何异动，朝廷出师征伐，朱棣都不敢反抗，因为他将面临朝廷与强藩的共同围剿，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但太子朱标的突然去世，以及秦、晋二王的相继陨落，使一切不可能都变得可能了。

    在太子初薨的那段时间里，朱棣知道，即便父皇真的最爱他，储君之位也不可能呈一个抛物线，绕过前面两位兄长，落在他的头上。朱元璋如果想把皇位传给第四子，他必须首先解决“理论依据”的问题：他这么做的根据是什么？作为开国皇帝，他一旦这么做了，将对后世形成什么样的示范效应？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

    朱棣父子后来在实录里编造了许多燕王雄迈、深为太祖夫妇所喜的记载，其实是宣扬“传贤”说。远古实行“选贤与能”，重在继承者的个人能力；而嫡长子继承者，重在帝位延续的稳定性。朱元璋深知，如果依其所好，在儿子中择一继承人，其结果必将是大明皇朝未来的继承人，都将由皇帝凭一己之私爱而决定或改易，那将造成皇室内部无休止的剧烈争夺，启动内宫干政之源，这与他一贯倡导的的宗室“亲亲”的理念是不相合的。

    经过反复权衡，他终于下定决心，遵循他在祖训里一再重申强调的嫡长子继承制，让朱标的嫡子朱允炆填补储位。尽管朱棣父子极力污蔑朱允炆的柔弱失德，渲染他必将失国的种种预兆，然而在朱元璋眼里，孙儿不仅颖慧好学，还是一位至孝的孩子。懿文太子病势沉重时，皇孙才14岁，可他侍父之疾，就像一个成年人，昼夜不离病榻。当太子终于不治时，这孩子哀毁得几乎失去人形。这深深触动了老年丧子的祖父的心，朱元璋抚着他的头，忍不住流泪说：“尔诚纯孝，顾不念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