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明宫闹鬼》，是我的“明宫揭秘”系列的第一部，首发于“天涯论坛·煮酒论史”。该书即将于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二部《大明第一家庭悲喜剧》也将由该出版社出版，第三部名《太监秘史：明朝那些九千岁》）。在纸质本将面世之际，我将此书于此发布，以飨读者朋友们。（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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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皇帝不称朕

第一卷 大明王朝：起点为零

第四章 我只想活下来（下）

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初一日，百无聊赖的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

仅仅在一个多月前，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在此举事，占领了这座城池。而元将彻里不花随即率兵来攻，企图规复该城，虽限于兵力有限，不能进取，但濠城内外的形势仍然非常紧张。

当未来的大明天子昂首挺胸、傲然阔步，走进城来时，守门士兵却狗眼不识金镶玉，竟把这位伟大人物当间谍抓起来，还要杀他的头。

有人见势不妙，赶紧奔告郭子兴，子兴派人遣人来救，一面之下，觉得朱元璋“状貌奇伟异常人”，便把他留在左右，做了随身亲兵。

这是《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与朱元璋本人的自述有异。

郭子兴是朱元璋的恩主兼岳丈，若非郭子兴的知遇与提拔，绝无后来的大明江山。所以在他死后，朱元璋始终对他怀有一份追忆，洪武中，封之为滁阳王，在滁州为其建庙，并亲自为庙碑拟出底稿。

在滁阳王庙碑中，朱元璋回忆了这件往事，他说：当初我挺身入濠，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有人急告郭王爷，王乃亲自骑马（“亲驰”）来救，将我抚之于麾下。

实录说“遣人追至”，碑文则称“亲驰活之”，到底孰是孰非呢？

遣人与亲驰，显然是不同的。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说：“其缓急则有间矣。”

这种现场感很强的事件，当然应以当事人的回忆为准。可《太祖实录》为何不从朱元璋的自述呢？对此钱谦益虽然有疑，却未能给出解释。

我怀疑可能是永乐初年重修的《太祖实录》，为了拉开太祖与“红军帅”郭子兴的距离，苦心孤诣地做了文字改动。

“红军”二字，在明朝建国后，已为盗贼的代名词。虽然朱元璋并不否认在红军里混过几年，但他对红巾军的立场，已转变为当政者对叛逆者的严责姿态。不过出于对郭子兴的个人感情，对昔日恩主的阴魂，仍是奖慰有加，又是追封，又是建庙，有时忆起往事，还忍不住落几滴眼泪。他行事的矛盾，令后世修史者颇感为难。

朱元璋在《滁阳王庙碑》里说了一些令后人不快的话，如曰“非王（郭子兴），无以开万世之业”，如“追思更生之恩，实帝业所始”，如“今大统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寻源，实由于王”。这本是朱元璋对旧主的感念之词，实录在引用时一概给兑了水，加以稀释，如庙碑称郭子兴为“再生父母”，实录辄易为“郭公于我恩厚”，就连郭子兴“亲驰活之”，也要改为“遣人追至”。

其实，不管是亲驰，还是遣人，这段记载都有未解的疑问：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乡人，是本地的土著，并无外乡口音，门军因何疑他是谍者，竟要杀他？乱世的一个穷小子，要杀辄杀，是谁跑去向郭子兴求救？郭子兴又为何肯耐烦下顾，亲自来救一个敌探嫌犯的小命？

前文说朱元璋在庙里时，有“故人自乱雄中以书来招”，我怀疑这位“乱雄”便是郭子兴，也就是说，朱元璋在郭部有好朋友，他是应这位朋友之召去濠州的。而与他一同来的，应当还有一些伙伴，大家约好了，一齐来投郭元帅。

当时元军仍威胁着濠州，局势紧张，朱元璋一伙人进城时，可能因为兴奋，口没遮拦，胡乱打听，结果被误作敌人的密探。幸有伙伴逃得快，找到郭子兴，讲明缘由。当时小小的濠城之内，挤着郭子兴、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等5支人马，各称元帅，互不相下。而郭子兴性格孤僻清高，与其他四帅不合，受到他们的倾轧，被夺了事权，在家闲坐。逮捕朱元璋的，应该不是郭部人马，他们本不待见郭子兴，当朱元璋在急切之中搬出郭元帅的名头，他们不仅不给面子，反而欲速其死，要拿他祭刀，杀鸡给猴看了。

失意中的郭子兴，听说来投自己的好汉被抓，他是个火爆脾气，当即挟着盛怒，亲自骑马去救。由于这几个青年是好友介绍来的，郭子兴对他们格外关照，尤其是朱元璋，还是他亲手救下，从此便把他留在身边。

其实24岁之前朱元璋的故事很简单，他生于贫贱之家，窘困于少年，潦倒于青年，游方、做和尚、从军，凡事不利，在那个乱世，处处危机四伏，随时有丢掉性命的危险。而他的出身没有任何奇异，他的身边也没有任何神灵的护佑，他的奋斗既不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也不是为了打天下做皇上，他的全部目标，不过是为了生存，他如雷的呼声只是五个字：

我想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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