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作者胡丹

明代早朝述论（三）

三、明代早朝之“蜕变”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百官赐食（非令节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1] 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二，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三，隆庆六年（1572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2]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3]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4] 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5] 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6] 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它被架空了。

    孙承泽记明末“奏事仪”：

        （百官行礼）毕，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请旨，该

   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则奏，无则已。次礼部引差使、考满官员。次六科各

   奏旨意题本、守卫揭帖、赏赐钞锭。次鸿胪宣奏藩府、边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饭赏赐。

   既而两京堂上新升者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者面叩头毕，鸿胪卿唱“即皇极门奏事毕”，群

   臣俱侧身向上立，鸣鞭毕，上（退）……[7]

与国初相比，奏事大省，而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却占据了早朝的大部分时间。

    对于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春明梦余录》记：官员遣祭复命、升迁谢恩、到京陛见，以及各衙门奏事无请旨字样者，“俱不旨答”。太常寺奏祭祀、京营官请神祭旗、旗手卫请祭旗纛并六月初六日请旗纛晒晾、吏兵二部奏颁给文武官诰敕以及尚宝司请宝、捧宝并请用宝及奏关金牌，旨俱答“是”。[8] 据说，宪宗有口吃的毛病，每以答“是”为苦。鸿胪卿施纯彦揣知玉音不便，请易为“照例”，大获龙心，不久荣擢尚书。“两字得尚书”，传为笑谈。[9] 从这一记载来看，“答旨”程序在成化时已形成定制。

    除了“是”或“照例”，还有其他一些“例言”。如官员面辞有当领敕的，叩头毕，圣旨云：“与他敕。”捧敕官捧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旨云：“与他酒饭吃。”又有该赐银两表里的，谢酒饭叩头毕，旨云：“与他赏赐。”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旨云：“接来。”司礼监官承旨接上。年终各衙门类奏差错，旨云：“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等等。

    天语一下，该衙门官立即出班承旨，习惯上“皆曰‘阿’，其声引长。”[10] 廷臣不分大小，御前奏事、承旨必跪，内阁大学士也一样。汉唐宰相三公坐而论道，北宋初已失去坐的资格，元明以降，大臣面君，均需跪奏。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公朝之上，一般由部寺堂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一种形式的优待。

    奏对之际，礼法最严，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11] 若过错不大，皇帝说：“饶他。”否则则命：“锦衣卫拿了。”——政事的表演可没有半分喜剧色彩。——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由于早朝所行皆徇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12] 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