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作者胡丹

 明代早朝述论（二）

    对于年老大臣，作为一种优礼，特免其常朝侍班，惟朝朔、望；而对有罪者，则“绝朝请”以示惩处，如欲恢复朝参，须经奏请。

    早朝还留下一些旧例，如令节赐食，圣诞、千秋节吃寿面，立春吃春饼，元宵圆子，四月初八“不落夹”，端午粽子，重阳糕，腊八面等，俱光禄寺先期上闻，至日早朝后覆奏，朝罢赐宴。但并非所有官员都得与宴，官卑禄薄者往往免宴，改折“节钞”。[1] 又如每年三月谕百官穿罗，五月颁扇，十一月传戴“暖耳”，都是行之久远的早朝“故事”。

见君之时，禁例极严，百官须各照品级，第加敬逊，不许搀先越次，且有“私揖之禁”。遇有圣谕教诫，须专心拱听，不许放肆，驰心外想。午门之内，不许吐唾。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班。奏对时务必从实，不许妄对。小大官员如上丹墀，身常朝北，不得向南或左右环转，勿得径行中道并王道，如有旨令行，许侧边随行。[2] 为了警谕百官，从皇城门、承天门到午门，一路都有训诫红牌。皇城门前牌书：“大小官员面欺者斩。”[3] 午门牌书：“官员人等说谎者斩”。[4]

    以上便是明代早朝的大致情况。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早朝迭有停格，但每当新朝更始之际，它总会重新振作，始终摇而不坠、辍而不废。

二、明代早朝之“个性”

    朱元璋建立政权之初，许多制度都直接承袭自元朝，如中书省、御史台等，但朝会制度却不徇元制。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5] 至末年尚有臣子进言：“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6] 因此有学者认为元朝没有朝会，[7]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8] 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9] 无疑，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而朱元璋对元主失鹿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总结，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作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应该说，明代朝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10] 盖因理解不同之故。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濬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11]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后改名归极门，今熙和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后改名会极门，今协和门）。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12]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永乐四年（1406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13]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14] 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15] 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太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16] 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作旧制。[17]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18] 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每日入朝），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九次）、“六参”（朝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仅四朝），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19] 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20]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21] 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宣德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22] 成化二十三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23] 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帅常参官”。[24] 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25] 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高启《侯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26]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如《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27]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28] 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29] 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30]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31]“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32] 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33]

这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通观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